宋美龄的开场白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情真意切，真挚动人，使全家人都兴奋起来，连连举杯庆贺这多年不曾有的团圆。
兄弟姐妹间那手足情深之情在不知不觉中又被唤起来，在大姐“莫谈国事”的戒令下，兄弟姐妹们尽情开怀畅饮，倾腹吐心。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尊严，在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粉饰。在亲人的面前，都把自己的性格暴露无遗，尽情享受着这团圆的欢乐。
酒足饭饱后，自然是尝饼赏月。坐在官邸的草坪上，银灰色的月亮挂在天空，是那样的皎洁纯美。宋氏兄弟姊妹围着圆桌，圆桌上摆着像月亮一样圆的特制枣泥馅大月饼。宋蔼龄负责把月饼切开。
宋庆龄捅了捅席地坐在身边的美龄，说：“小妹，这次我给你挑个大块的，免得你再当面向我哭鼻子喽！”
“你真坏，二姐。”宋美龄咯咯地笑了，去打庆龄。宋庆龄直向大姐求助：“大姐，你不管呀，小妹要打我。”
“别闹啦，快吃完咱们去看舞会。”宋蔼龄笑着说。
晚上９点，宋氏一家准时来到了重庆大酒家的舞厅。尽管他们没有声张，在侍者的陪同下，在舞厅旁的长椅上悄悄地坐了下来，可还是被一些敏锐的目光发现了，顿时舞厅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经过宋美龄的多次努力，宋氏兄弟姊妹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可喜的，这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十一、迷住美国特使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与美国人打交道，正是夫人宋美龄的强项。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得到了美国社会民众和国会议员们的广泛同情，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却的马歇尔也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
据说蒋介石的“夫人外交”也曾给他难堪与尴尬。1942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政府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也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带着成年人的激情，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在与宋美龄最后一次会晤时不停地要求她“明天”同机赴美。
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回忆，威尔基跟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联系”倒真别开生面！
迈可。考尔斯后来出了一部书，叫《迈可回望》，书中道及这一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那幢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威尔基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威尔基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威尔基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自动步枪。
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搜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威尔基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四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威尔基，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请你去见夫人，告诉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威尔基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去。她是这么地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这样才有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盛况”，事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抵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十二、下关惨案，罪责难逃
１９４６年６月，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合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６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６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９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１１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
６月２３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经过长达８个小时的艰难旅程，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３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１１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５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向代表们飞来。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防不胜防，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集背部、腿部受伤，头部受伤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１２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
在整个过程中，宋美龄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雷洁琼受伤后，躺在医院里。她曾出席过１９３８年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上宋美龄认识了雷洁琼，因而她接见了负伤留宁的雷洁琼。雷洁琼滔滔不绝地向宋美龄列举内战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她说：“内战使工商凋敝，内战使学业受阻，内战使人民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内战使国亡种灭！”
宋美龄用耸耸肩膀来答复雷洁琼的沉痛述说，并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转达给政府。”还说蒋介石也有困难，如果断然去处理，人家又会说蒋独裁。对此，雷洁琼回答说：“只要符合人民利益，蒋先生尽可以做，人民将是最强有力的后盾！”
雷洁琼用愤慨的语调向宋美龄报告了上海的几家报馆将要被政府封闭的消息。
宋美龄听后却说：“不会吧？！真的吗？”
雷洁琼说：“我是听大家说的，你最好打电话问问吴国桢市长。”她沉痛地继续说：“假使人民连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会用行动来表示的。那时候，封也封不住，挡也挡不了，对政府没有好处。目前人民对各种措施普遍地表示不满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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