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会议上，丘吉尔代表几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提议在议会的答辩词中加上“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的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内容。丘吉尔在发言中断定，“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50％，到1937年年底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
鲍德温立即针对丘吉尔的发言进行反驳，他说：“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50％。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50％。”
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揭穿了鲍德温的谬误，而且消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访问了德国。在一次会见中，希特勒亲口告诉他们，德国的空军实力已与英国相等。英国政府于4月3日公布了这一情况。
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他主张英国和欧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形成“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鲍德温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他承认：“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他就人们对空军部备战不力的批评重申道：“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鲍德温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摆脱了被动局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为鲍德温的坦率发言所感动，“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但正如丘吉尔嘲讽的那样：“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C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用《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传……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丘吉尔于1935年6月7日也在下院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了说明。他说：“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丘吉尔认为，一旦发明了某种可以较容易打下来袭敌机的地面装置，就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的安全感，鼓舞士气，所以，“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考虑到这一提议是在以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四年多提出来的，就应该说，丘吉尔关于军事技术发展方面的预见是相当敏锐的。
1935年6月，鲍德温出任首相后，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取代伦敦德里任空军大臣，然后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委员会。丘吉尔要求保持自己对政府防务进行批评的自由权利，鲍德温答复说：“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丘吉尔提出林德曼也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成员的要求也被同意了。于是，丘吉尔参与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建成了海岸雷达网，在以后的空防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以后几年中，丘吉尔与海军部也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海军大臣霍尔爵士准许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以自由地与丘吉尔讨论海军部的各项事务。丘吉尔就战列舰的建造和大口径炮的安排问题都发表了极有见地的意见，为增强海军实力作出了贡献。
在1935年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大事，被丘吉尔称为世界和平又受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就是继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意大利又投到了德国方面。事情起因于意大利对非洲小国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原称阿比西尼亚，是阿姆哈拉族人建立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它遭英国人入侵；该世纪末又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在1896年3月爆发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人被击败，被迫签订和约，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此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为了提高威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心不惜代价冒险入侵埃塞俄比亚。整个夏天，意大利的军运船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将大量军队和军需品集中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边境一带。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世界舆论和英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可以同国际联盟一起去反对意大利，但是他“坚决劝告”有关大臣不要使英国在反意斗争中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步在前面。
因为丘吉尔一方面“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另一方面认为意大利在“一战”中是主要的协约国之一，与英国“是有老交情的”，“当我感到反抗纳粹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
鲍德温政府同意丘吉尔的基本看法，但鉴于国内民众的情绪，政府于1935年8月24日发表了将履行条约和国际联盟决议中规定的义务的声明，声称要支援埃塞俄比亚。丘吉尔对此很不满意，他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提醒他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随后在给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又说：“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政府的这一措施却赢得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鲍德温的威望得到了空前提高。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鲍德温决定在秋天举行竞选，不久即宣布解散议会。此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正逐渐从不景气中复苏，失业水平已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政府得到了选民们的支持。投票结果表明，反对派只得到少数席位，而政府仍保持了多数议席432席。
丘吉尔在埃平选区获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以34849票当选。丘吉尔认为，他与政府之间在印度政策上的矛盾因为印度法已获通过而得到了解决，这排除了他进入政府的障碍。他本人也因为德国的威胁日甚一日，很想抓军事机构的工作。正好此时海军大臣一职空缺，这正是丘吉尔最想干的。当时社会上也盛传丘吉尔将重返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鲍德温并无意起用丘吉尔。早在鲍德温刚刚取代麦克唐纳担任首相时，他曾就起用丘吉尔一事征询过《泰晤士报》主编道森的意见。道森认为，丘吉尔在保守党内不受拥护，而且“特别在对外关系和防务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时，是一个破坏性力量”。此次大选结果一经公布，鲍德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无意要丘吉尔参加政府。丘吉尔感到十分沮丧，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画具到温暖的西班牙和北非一带旅行去了。
193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鉴于国际联盟各国的有限制裁措施未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的侵略，遂与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商定了一项由意大利与海尔·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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