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
“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
“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鲍德温的保证是庄严而明确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为了应付丘吉尔的警告和批评。因为直到1934年年底，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
对于麦克唐纳政府的裁军滥调，丘吉尔不断地在下院进行抨击。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说，德国纳粹势力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无休止的，如果满足了他们扩充陆军的要求，他们必将继而提出扩充海军。人们绝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的历史教训。1914年，德法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德国大使突然到法国外交部，宣布战争将马上开始。
丘吉尔提醒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在对历史以及现实情况深邃洞悉的基础上，丘吉尔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其一，在陆军方面，像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应该重新取得设计自由。其二，应该立即废止伦敦条约，因为它妨碍英国建造所需要的舰只，并阻止美国建造巨型战列舰；同时也因为伦敦条约国之一的日本已违反该条约，决定恢复造舰的自由。其三，在空军方面，应该建立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
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在发言中说：
“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丘吉尔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甚至比军事独裁还危险得多。因为那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者，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对外进行冒险，使全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193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提出了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的提案。但是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对这一杯水车薪的提案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工党的动议中说：“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发言中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
自由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拥护这个不信任动议。
自由党的提案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英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而丘吉尔这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却以政府辩护人的姿态发言敦促重整军备。他对反对派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提出不信任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和平主义的舆论专政“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