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鸦片战争与疝气（2）
派克初见林则徐时，只有三十五岁，而这位朝廷重臣已经五十四了。那时他来中国已有五年。派克原是志愿来华的美国福音牧师，最初的目的是传播福音而非行医。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在一八三二年版的《美国百科全书》里，发现中国人是“具有奴性、做事勤奋、生意精明的民族”，至于“心智的进展，该国久已停顿”。派克来华传教，就是要救心死的中国人，但是《美国百科全书》却没有告诉他，中国人待救的不但是心智，还有身体，而身体的日趋衰弱正由于西方鸦片生意的日见兴旺。以一八二九年为例，英国那年输入中国的货品值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鸦片在一千万元以上，美国输入值四百万元，鸦片所占逾四分之一。马太福音说：“凡己所欲，应以待人。”（There fore all things whatso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do ye even so to them．）这就是中国人所重的恕道，只是论语倒过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的西方人来中国，一方面传播马太福音，一方面却又传播鸦片毒品；前者正是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后者正是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派克来华传教，却没有料到要治疗自己同胞所传的毒瘾：西方人在华的所作所为，像一个“反讽”一般会合在他的身上。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八日，派克在中国度过五十岁生日。到这时为止，他的医院已经医治了五万二千五百个病人；早在一八四七年，他已将麻醉术传入中国。他半生在中国行医，对我国现代医学的贡献十分重大。但是名气大了，责任也不由自主地加重。由于他粗通中文，美国第一位驻华全权公使顾盛任他为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兼通译。派克的中文当然不精，每逢草拟公文，他都要口头译成中文，由一位全然不懂英文的助手笔录下来。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由耆英与顾盛代表双方签订，正赖派克居间促成。一八五六年，派克更升任美国驻华专员，任务是安排美国的外交代表常驻北京，并且无限地扩展美国的对华贸易。派克野心勃勃，竟想联合英、法的代表向清廷共施压力，以促进古老帝国的改革。英、法的外交官本来就不喜欢他固执的个性，对他的理想主义更有恶感。美国的同事嫌他时而执拗，又时而动摇。中国的官吏把他说成“老谋深算”，“满怀敌意”，而又“固执不化”。据说咸丰也感到他好与人争，认定他心机深不可测。派克自己也忙得不但传教无期，甚至行医也无暇。公务不利，人缘又差，他在失意之余，乃渐渐迁怒于华人，认为华人生性不改，只会逃避责任，歪曲真相，误解条文。后这位愤怒的美国专员竟向华府建议派兵占领台湾，以应英国之占新加坡与香港。他说：“无论是为了人类、文明、航运与商业，美国政府都势必对台湾采取‘行动’，尤其是对目前只住野人的东南沿岸；深望我美国政府不致‘退缩’。”美国总统皮尔斯对此大感震惊，乃于一八五七年四月把派克召回国去。派克在美国度其余年逾三十载，死于一八八八年，享年八十六岁。可敬又可悯的派克，在中国先后奋斗了二十三年，始于仁爱，却终于愠怒。牧师派克要拯救中国的灵魂，医师派克要照顾中国的肉体，外交官派克要占领中国的土地，西方文明对华夏古国的心情，何其复杂而又矛盾。1982年2月5日附识：本文多段取材于1980年企鹅版史班斯所著《改变中国》一书（To Change China， by JonathanSpence）。派克为林则徐治疝事，见该书47至48页，原见《中国档案》（The Chinese Repository）8卷（1840年）634至637页。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1）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份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尽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里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计程车司机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计程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国大陆，从以前的批斗学者、红而不专、焚书锁书、白卷主义，到目前的宣传尊重知识分子，要干部学文化，要人民学礼貌，要学者出国深造等等，也都显示了反知主义的重大错误。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它和其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惟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年，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分。”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食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选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开卷如开芝麻门（2）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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