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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宋代的奴隶制
宋代至清代，中国的佃客制度盛行。佃客比奴隶的地位要好一些，但低于有田地的良民（自由人），属于半自由人。古代两河流域有一种附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半自由人叫“臣服者”，其社会和法律地位在自由人和奴婢之间，等于中国的部曲和佃客阶级。部曲和佃客制度比奴婢制度略为进步，是地主豪强奴役农民的农奴制度。
蔡美彪等论述说：“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的田地，形成庄园。宋代地主的庄园，更加普遍地发展。所谓‘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佃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高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农民冬春借粮，以夏麦偿还。夏麦偿还了债，春秋再借粮，以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交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
“宋朝建国前，南方各割据国里，地主和佃客的剥削关系发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缚，即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宋朝建国后，这种差异性仍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的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1184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1）凡在1181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2）地主不得‘强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1205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世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1）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2）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3）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4）客户身死，妻子愿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自行聘嫁’。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是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于干预佃客妻女的婚嫁。这种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戴建国讨论了宋代的奴婢制度，提出新出现的“雇佣奴婢”制度。在宋文献中经常出现“主仆名分”、“奴主之分”，用以指奴婢、佃客与雇主结成的关系。雇佣奴婢以契约形式与雇主结成主仆关系，成为雇主家族中的卑幼之辈。在日常生活中，雇主以家长身分对奴婢进行监管。……奴婢在雇佣期间，犹如卖身于雇主，毫无自主权。雇佣期间，雇主可以占有女使的身体，女使没有性自主权。在唐代，奴婢如同财产可以买卖。至宋代，奴婢普遍以雇佣形式依附于雇主。南宋禁止略人为奴婢，违者处死刑，似乎与宋初制定的《宋刑统》规定一样。然在民间，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略卖奴婢现象。这些人被略卖后，“终身为贱”。
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彻底瓦解，良贱制受到强烈冲击，从而为贱口奴婢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大道。大量奴婢成为自由人，奴婢来源逐渐枯竭，导致奴婢市场萎缩。相反，雇佣市场却随之扩大。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困良人出卖劳动力，与雇主结成契约关系，从事原来贱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奴婢制并没有立即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时期，还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良贱制的消亡是在南宋时期。原先贱口奴婢所从事的家内服役者的职业仍然存在，由于良贱之别的观念不可能随着良贱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这一职业的后来承担者，在民间仍然被当作贱口奴婢看待。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在两宋不同的时期，因良贱制度的存亡而有所变化。宋代奴婢因主仆名分的影响，依附于雇主，没有自主权，在司法上，与雇主发生法律纠纷时，以家族同居法处置，法律上与雇主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在北宋，奴婢实际是由贱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组成的混和体。作为贱口的奴婢，依然是律比畜产，被当作家庭财产与杂畜、货物同处一列，自由买卖。在贱口奴婢之外，普遍存在良口奴婢，他们来源于生活贫困的良人。他们以缔结契约的方式，与雇主结成雇佣关系。相对于唐代的奴婢，宋代奴婢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其成分的变化所致，即良人奴婢化的结果。在良贱制受到冲击后，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新的良口奴婢。
《金瓶梅》中描写的人的价值很贱。譬如：甘愿为奴，人的价钱不如物，雇工23月的工钱相当于奴婢的身价相当于一次通风报信的价钱，特权阶级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追究。
第七回写甘愿为奴：妇人听见话头，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便佯说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你老人家不消多虑，奴过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张四道：“不独这一件。他最惯打妇煞妻，又管挑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卖了。你受得他这气么？”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张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惹气怎了？”妇人道：“四舅说那里话，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儿们好，不怕男子汉不欢喜，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张四道：“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此人行止欠端，专一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欠人家债。只怕坑陷了你。”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惹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傥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
第九回写人不如物：西门庆用16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却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排行金莲做第五房。
而古希腊的荷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牛的价格为平均每头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1。7—1。8明那）的13；前375年牛价涨至每头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的156。由于蓄养奴隶费用高昂（一名奴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头牛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奴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头牛。因此，那种认为拥有一、二头牲畜就自然可拥有一、二名奴隶的说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的。可见，西方自古人贵物贱。
辽、金、元的奴隶制度
辽、金、元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由原始社会刚进入到奴隶社会，他们的奴隶制非常明显，辽、金、元设置的“投下州县”是集体安置奴隶的地方。这和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希腊的斯巴达奴隶城邦迫使大批的俘虏迁移到国内作为集体奴隶的做法是一致的。
“辽阿保机南侵汉地，俘虏大批汉族居民做奴隶。在阿保机和辽太宗时代，先后建立了许多这样的奴隶州县。如阿保机破代北掳掠的汉民建龙化州，燕、蓟所俘建龙化县。以燕蓟的俘虏建临潢县，以渤海俘虏建长宁县。这样的州县有时仍然沿用俘户原属州县的名称，如以檀州的俘户建檀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这些所谓县民户少则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实只是奴役外族的寨堡。俘户州县起初当是属于契丹最大的奴隶主阿保机，皇后另有自己的州县。契丹贵族也各自占有这样的寨堡，称‘投下’或‘头下’。辽朝境内分布着大小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奴役‘团集’的俘掠奴隶。”辽朝中期，奴隶制开始变为农奴制。“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投下俘奴由此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
按照金朝的授田制度，女真奴隶主依照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凡占有耕牛一具（3头），民口25，即授田四顷零五亩。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的平民，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一个大奴隶主，有牛120头，民口以千，就可占地160多顷。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掠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对降服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润、来、迁等4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被迫卖身给女真人作奴隶。1180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金世宗下诏禁止。1181年，又禁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11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