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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儒生把持的正统修史者把王莽定义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贼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绝承认王莽本人就是儒门弟子。遍查正史，关于王莽出身的资料只有含糊其词的五个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说“啊，这个王莽嘛，咋说呢，好象是穿了一件俺儒家的衣服。”
三国到隋唐五代的奴隶制
三国和晋代，奴婢制仍如秦汉，被称为“私属、私附”或“荫衣食客”。同时出现农奴，被称为“有荫佃客”或“部曲”。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晋武帝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石崇经常大宴宾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令人斩劝酒美人。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起拜访石崇，石崇请他们喝酒。丞相平素不能饮酒，只好勉强应付，以至大醉；大将军敦故意不饮酒，看石崇咋办。这样，劝酒女郎因未“完成任务”，一连被斩了三人。旁人十分紧张、不安，劝大将军敦快饮酒吧！敦却说：“他杀他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真是无耻之尤。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啥事都不做。有凶悍的杀婢妾，没有人指责。
东晋士族的特权之一是“私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作余桃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人。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卷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人民被迫或自断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南朝士族多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普通士族家庭，也把奴婢当作重要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525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可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了。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唯一的支持者。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价格比西汉时的一万伍千到四万贱了不少。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国后，奴隶制度更为发达。掳掠人口为北魏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房，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养猪羊、牧牛马、种蔬菜、贩卖牟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魏书》称奴隶为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颁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给留台未出战的文官颁赐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官和鲜卑兵。
同时，汉族人也奴役外族俘虏。匈奴人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33卷）。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为了防止被掠为奴隶，外族人愿为私人当田客（种田农奴）。后赵王、羯人石勒曾是并州商人郭敬和地主宁驱的田客。当他逃荒时，晋官吏想缚他卖为奴，由于宁驱的保护得免。他外出求食，得到郭敬的施舍。他建议郭敬把饥寒交迫的羯人骗到冀州出卖为奴，不至于饿死。并州刺史司马腾大捉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出卖，石勒也被执卖给平县师欢家为耕奴。师欢怕他鼓动耕奴们反抗，把他释放。他给人家当佣工，又被乱军捉获。为了不被卖为奴，他聚八骑起义，后杀败晋新蔡王司马腾。鲜卑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为婢妾。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士家、佃客和部曲，既是豪族地主的亲兵，又是附属于他们的农奴。北魏、北齐、隋、唐各朝的均田和租调、徭役制度，都规定了奴隶课税或不课税，这表明奴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力和财富资源。由于各家的奴隶数量多，北齐只能给一部分奴婢受田，但即使是平民也多拥有60个奴婢。京城“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而二百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60人”。“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80亩，一妇40亩，奴、婢与良人同。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不得多于4头。每丁受永业田20亩种桑麻，齐制和魏制不同处在于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557年，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牛地给贫人，说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之地。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尊齐制。”581年，度支尚书苏威奏请减课役，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单丁和仆（部曲）隶（奴婢）半课。604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奴婢、部曲的课役。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男丁（2358岁）和受田中男（1822）向国家纳租和调绢并服役。
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隋末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首领出身奴隶，士兵自然不少出身奴隶。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得赏，经隋末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者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大赦）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3番，每番一个月。免两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务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
唐代奴婢数量众多。唐高祖李渊曾赐给功臣大批奴婢，如给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镬奴婢300人，别食实封500户。司农寺将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官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入。凡孳生鸡彘，以户奴隶课养。俘口则配轻使，始至给享食（《新唐书》志38，百官3）。税法即行，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载得80万缗。唐朝的登莱沿海奴婢买卖中有大量的新罗人被卖为奴。唐代佛教寺庙的奴婢也甚多，平均每个僧尼有一个多奴婢：武宗即位，毁天下寺庙4600；籍僧尼为民26万五千人，奴婢15万人，田数千万顷。……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新唐书》志42，食货2）。由于奴婢在唐代属于不课口，可从唐代的人口普查数中的不课口数估计出当年的奴婢数量。唐代户分课户和不课户两类。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1、贵族和外戚的亲属；2、九品以上的官员；3、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的人；4、老（60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5、有勋的百姓（非勋官的有功者）；6、新附户暂免课役。据《通典》，755年（天宝14载），天下不课户345万户，课户534万。人口总数5291。9万，其中不课口4470万，课口820。8万。”如果不课口中的女自由人和未成年人为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为3352。5万，不课口中的男人加婢的数量则为1117。5万。贵族、九品上官员、学生、义夫节妇家属、老残、寡妇、有功者和新附户的数量不会超过不课口总数的一半，因此保守地估计当时奴婢和部曲的总数有558。75万人。而普通课税的平民男子才820。8万，奴隶数量已近于平民。前一年（天宝13），不课口为4521。8万人，课口男丁为766。2万人（总人口5288万，《旧唐书》玄宗纪），奴婢和平民的比例更近似。当然，可能有些逃亡、隐藏的课户不在统计之中，可是他们只能依靠豪强生活，沦为新的奴婢、部曲或佃户，部曲和佃户的身份是不比奴婢强多少的农奴。760年（唐肃宗乾元3年），《通典》说，本年不课户117万户，课户75万户。总人口1699万，不课口1461。9万人，课口237万人。5年内，平民减了23，但奴婢、部曲、佃户数量减的少一些，不到一半。不课的的妇女和未成年人约占人口的34，则为1274。25万；这样，不课口中的男性中的自由人（贵族、官员、老残等）和奴婢为187。65万人。按一半除去不课口中的男性自由人，当年的奴婢则估计至少有93。83万人，接近平民男子237万的一半。唐代皇室、贵族和豪强的庄园遍布全国，由奴婢和佃户耕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
《唐律疏议》还把部曲和奴婢并举：“奴婢部曲，身系于主”；“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唐律中关于部曲、奴婢卑贱身份地位的大量规定以及授予主人对贱口近乎生杀予夺的权力，反映的即是世家大族利用父家长制的宗法血缘关系，利用伦常名教，确定贱口卑贱的身份等级地位、借以强化对依附劳动人口的占有与超经济强制的意志。为什么父家长制下的奴隶命运更为悲惨？为什么唐律规定下的贱口，身份地位在许多方面比罗马法下的奴隶还要低贱？这显然是与父家长在宗族与家庭关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第6节宋代的奴隶制
宋代至清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