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笑了一笑。“我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见面，多长时间不知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律师突然活跃起来，“他们把冰箱从客厅搬到了厨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见了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玛丽亚打电话回来说，拍片子的事拖延下来——老板破了产，制片人正在筹款，只剩下两个拍摄日，剧组的人到齐了，但工作陷于停顿。
“到了这种地步，”女演员说，“就开始怀念昔日的萧条时代了。”
“什么都别管，回来得了，”古罗夫气恼地说，“我在拼命挣钱，不久就可以乘飞机去加那利①度假了。”
①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们冬季旅游疗养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没学会扔下朋友们不管。进房间的镜头我已经拍了，但出房间的还没拍。我甩手就走，难道叫他们再去找个演员，把整场戏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当然不成，”古罗夫稍稍消了一点气。“去加那利群岛的事我也性急了一点。我这里的工作才刚开头。”
“忍着点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说。”玛丽亚讲话时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罗夫感到她的情绪很沮丧。
“谢谢你打来电话。吻你。”玛丽亚在电话里也回了一吻。古罗夫放下听筒，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里聚集着侦缉小组全体成员。
聂斯捷伦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坐在长沙发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罗夫的神态，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看在场的几个人。一见主人出来，克里亚奇科赶紧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罗夫说。“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罗夫指着放在桌上、写着铁木尔供词的那张纸问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说。
“怎么把它带出来的？”聂斯捷伦科问道。“犯人跟监狱外面通信是要检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写好的，”古罗夫答道。“要是有人问，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去探监有典狱长指示，因此值班军官决定对我不过问。华连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而不是问题。”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聂斯捷伦科答道。“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谈谈吗？”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摇摇头，于是退休上校继续说：
“我们同四个证人见了面。第五个晚一点再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西亚诺夫，二十八岁，个体商贩，往波兰跑生意，单身，生活小康。他在白俄罗斯站上了公共汽车，过了两站下车，他看见铁木尔上车，也是在白俄罗斯站，手里拿着一个小背囊。卡西亚诺夫有一辆五座‘日古力’汽车，案发的当天车子在汽车维修站，准备进行技术检查。我们核对过了，他说的都对，维修站的人对卡西亚诺夫很熟悉，他能按时付款，但为人吝啬，不喝酒。我认为他未必会跟特工部门的人合作。”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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