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忆证人的姓氏，然后沉吟地说：“伊夫列夫。我记得，他是个银行职员。他在公共汽车里坐在铁木尔旁边，铁木尔的背囊仿佛压了他的脚。伊夫列夫在汽车里坐的时间不长，只一站就下了车。这个证人很奇怪，这样的证词也很蹊跷。”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一旦我获准会见犯人，我就通知您。”
博亚里诺夫起身送客，在客厅里见到那台大冰箱，回过头来腼腆地问道：
“怎么，那些不速之客就这样一个劲儿地不请自来，往冰箱里塞食物不成？这种状况要闹多久？”
“但愿我能碰上这些鬼家伙就好了，我的冰箱有只死老鼠，是饿死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人家应付的酬金，您不用犯头疼，心安理得地收下得了。”
“换把锁成不成？”博亚里诺夫叹了一口气。“而且还把这冰箱放在客厅里？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对您深表同情，您弄得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古罗夫道了别，离开了律师的住所。
奥尔洛夫将军怒气冲冲，但这怒气多半是装出来的，仿佛因为老侦探这里的情况相当糟糕。
古罗夫坐在他老爱坐的窗台上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等着他的朋友把气消下来。密探毫不怀疑，彼得发脾气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无理要求，倒不如说是由于那身将军服，奥尔洛夫从早晨起就不得不穿上它，因为一大早就去见上司，在他的地毯上来回转悠。现在他懒得换衣服，可那套制服裹在身上，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古罗夫伸手就能从衣橱里取出一套便装西服，帮助彼得恢复常态，但他知道，将军不好意思当面脱裤子，露出两条毛茸茸的弯曲的大腿。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不认识现在典狱长，不会向他提出非法请求。”奥尔洛夫解开胸前那排闪闪发亮的钮扣，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就像个不懂事的娃娃，想靠着别人飞向天堂。”
古罗夫一言不发，从窗台上跳下来，从衣橱里取出首长的西服，挂在打开的衣橱门边上。
“你换换衣服，我去跟维罗奇卡聊聊天。顺便说一句，多蒙你关照，这姑娘至今还没有出嫁。”
“厚脸的家伙，她本来要出嫁，可至今单身一人，不是亏了我，而是多亏了你。这姑娘把所有的男人都拿来跟你相比，可你这个讨厌鬼都没有个尺寸。”
“得了，你快点。”古罗夫走出房间，随手带上厚重的双层门。
接待室里坐着两位上校，膝盖上都放着公文袋。看见古罗夫出来，其中一个便站起身来，密探对他摆了摆手。
“别作指望，维佳，这会儿进去可是自讨没趣。我对你们的忠告是：下午再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在休假呀。干嘛要争吵呢？”第二个来访者问道。他身上带着肩章，尽管在局里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穿制服。
“廖沙，你穿制服很合适，”古罗夫对正在摆弄崭新的咖啡壶的维罗奇卡使了个眼色。“去当干部吧——权大一些，制服也随时可穿，姑娘也够你挑的。”
“你这人挺粗鲁，列夫·伊凡诺维奇，”那位上校生气了，“你以为只有你才是侦查员，别人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廖沙，你问问姑娘们，每个人都会说你穿制服很帅，”古罗夫笑了，这时他听见维罗奇卡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响起来，说道：“噢，维罗奇卡，这是市内并联电话吧？”
“就好像您不知道似的，”维罗奇卡生气地答道，“您是已有家室还是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玛丽亚会离开您的，她做得对！”
“我对她也是这么说，”古罗夫对维罗奇卡伸了伸舌头，回到将军的办公室。
奥尔洛夫已经换上便装西服，正在拨电话。
“谁也找不到，都到前线去了，这些混蛋。”
电话终于接通了，奥尔洛夫问道：
“上将先生吗？我是奥尔洛夫。你好，你好，我马上就可以看出你对我记得多清楚。干嘛不拨自动电话？因为你似乎已经退休了，你的专线按理会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经主管过监狱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你手下的人还在任职，记得自己的首长，你明白吗，老朋友，我的一个伙计必须会见一个判了死刑、指望获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来他就顾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个监狱？”奥尔洛夫看了古罗夫一眼，听他讲了以后说：“对，就是那儿。我们掌握一些重大疑点，犯人不是单枪匹马，犯罪集团仍然逍遥法外。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案件很多，只有一双手啊。是古罗夫上校。你是说他很高傲？他在这方面没事儿，上帝本来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却给了一个人嘛。你说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谢谢你，老朋友。你近来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
奥尔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说道：
“列瓦，你那狗屁个性连住在花园区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电话来。”
铁木尔·扬季耶夫、律师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上校围着一张干净的木桌，坐在紧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间里没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鲜，不仅闻不到监狱的气味，连营房的气味都没有。沉重的铁门上有个小孔，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房间上方的几个角落里安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当然啰，房间有人监听，谈话也会录下来。
律师跟犯人问了好，小伙子低声而有礼貌地答礼，对古罗夫则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讶地发现小伙子没戴手铐，外表也不像个判了死刑的人：脸色平静，根本不显得衰弱不堪，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坐上“雷诺”牌汽车，驶过两个街区，把车弯进一个胡同。密探把车停住，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铁木尔交回的那张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违反了现行的一切法律，”律师喃喃说着，试图打开古罗夫捏在手上的那张纸。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违反一切法律我可没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没有打开纸条，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把车窗稍稍放下一点，这才把纸条摊开，看了一遍，随即递给律师。
“我当时一无所知。”律师没有克制力，念出声来。“有人给了我背包，说里面装的是跟异教徒作斗争用的资金，让我上公共汽车，叫我在起义广场下车，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说是有人会拿的。谁来拿，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个俄罗斯人。这人年纪不老，中等个儿，头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着一只锚。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个俄罗斯人，样子像个流浪汉，对我低声说：要是我信口开河，就把我全家杀光。他说出了我的父母、爷爷和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汉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种材料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帮助。一切都已取证了，定案了，谁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纸条是新发现的情节。”
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