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第45部分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