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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机关”又获悉，拉狄克出卖布柳姆金的行为和后者被捕遇害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反对派领袖们的耳朵里。亚果达立即组织专案调查，结果查明，泄私者是秘密政工局的干部拉宾诺维奇。这个反对派的暗中支持者也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这两起事件也传到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耳里。拉狄克的罪恶之重，无异于一个专门向斯大林侦缉机关出卖朋友和同志的奸细。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可能求得反对派的宽恕了，他只剩下一条路——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绑在斯大林的战车上。
秘密枪毙布柳姆金，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它在所有知情者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和极坏的影响。要知道，在苏联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枪毙一个同情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那些与反对派毫无牵连的人，都不再与拉狄克拉来．连路上碰见也不打招呼。老同志的敌视使得拉狄克更紧地贴向斯大林，而自从下令枪毙布柳姆金之后，斯大林也确实开始视拉狄克为自己的忠实奴仆。
这样，一篇篇讨伐托洛茨基的最无耻的诽谤文章和最恶毒的攻击徽文，源源不断地从拉狄克笔下炮制出来。早在一九二九年，即距离莫斯科审判闹剧还有七年，拉狄克就在公开言论中把托洛茨基骂成了犹大，“英国间谍机关的走狗”。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污蔑漫骂的浊水也成几何级数迅猛膨胀。
拉狄克的卖命之劳，赢得了主人的奖赏：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给他发了长期通行证）。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后来，当他在法庭上回答国家公诉人的问题时，称这段时期是“我居心险恶地打入权力中心”。
一九三三年，拉秋克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中，拉狄克用历史教程的形式，跨越时间，通过后人对前辈的追忆，即某位二十世纪六十或七十年代的著名史学家对历史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拉狄克发现，斯大林一直在不择手段地篡改革命的编年史，伪造自己的履历，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领袖，国内战争的战略家和常胜将军。拉狄克明白，同一切犯伪造罪的人一样，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也充满恐惧。无论他多么巧妙地篡改史料，无论他多么无情地销毁历史文件及消灭活证人和十月革命的老战士，都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出现公正的，善于区别谎言和史实的历史学家。于是，拉狄克决定编造一部未来人的历史教科书，让斯大林能在有生之年看见自己在历史这面镜子中的形象。应该承认，拉狄克主动揽下的这项任务完成得相当漂亮。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一书中，他就象个高明的魔术师，用了瞒天过海的魔术，在斯大林眼前拉起了一幅神秘莫测的银幕，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地看见了自己那光辉无比的、令世上一切伟人都相形见细的形象。
此时的斯大林，对充斥苏联文学和报章杂志上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和赞美词已经听腻了。因此，当他看见拉狄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之时。禁不住心花怒放。他命令大量出版这本书，让它成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还责成中央宣传部对此予以监督。
拉狄克的命运之星又亮了。他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中央委员会还得到指示，在全党广泛宣传拉狄克其人，并组织一系列演讲会，听他谈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些讲演稿后来也整理成册，正式出版，印数达几百万册。一九二七年曾亲自逮捕过拉狄克的亚果达，现在对自己这位过去的“阶下囚”也变得毕躬毕敬，一个一口“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有一次，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无嘲讽地对我说：“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然而，一九三六年，当拉狄克为斯大林子完这一切之后，斯大林还是下令逮捕了他，不仅如此，还把他作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这可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有人说，斯大林这样干是由于难忘旧恶。可是这种解释未免失之偏颇。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踢开拉狄克，主要是因为他要沿着自己那条总路线——消灭一切曾属于“老近卫军”的人——一走到底。
拉秋克对自己的被捕不能不义愤填膺：“这太不公平了！我为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呀！”拉狄克苦苦央求，让他同斯大林谈一谈，但被拒绝了。他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还是没有回音。
拉狄克意识到，欲要唤醒斯大林的良心只是徒然的，于是，他又努力去实现另一个企图：对侦讯机关晓以利害，让他们打消对他起诉的念头。拉狄克的理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既然他对托洛茨基进行过那样恶毒的口诛笔伐，怎么会突然又成了后者的同路人和心腹走狗呢？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不用他拉狄克说，内务部的头头们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主人”一心想看见拉狄克作为被告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只能满足他的这一古怪念头。
拉狄克本来并不坚强，可这场奇耻大辱使他变得异常固执。为了“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包括以残忍出名的别尔曼和小克德林，甚至对他展开了“车轮战”。可拉狄克却挺住了，这不能不使侦讯人员万分惊奇。而且，无论侦讯人员如何侮辱拉狄克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只有一次，某个审讯员故作庄重地，慢条斯理地向他宣布，他们已经认定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在苏联国内的秘密代表，拉狄克勒然大怒，并拒绝再同这个审讯员讲话。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从内务部外事局局长嘴里，听说了一场曾经发生在拉狄克与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之间的极为罕见的闹剧。
有天夜里，在提审拉狄克时，莫尔恰诺夫步步紧迫，狂怒的拉狄克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用拳头猛击桌面，断然宣布道：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会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谨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内务部领导们确信，为把拉狄克送上法庭的准备工作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他们强迫另一名被告人——原驻英国大使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出来“感化”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屈服得很早，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二十三岁的儿子，他得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他同意去见拉狄克。谈话是在审讯员的面前进行的，后来以两名被告对质的形式笔录了下来。但笔录对这次谈话的真实内容只字未提，审讯员只是写道，索柯里尼柯夫回答了他的问题，供认了一切，并指明拉狄克是同伙。
不管他俩谈了些什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态度对拉狄克后来缴械投降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列宁时代，索柯里尼柯夫就成了党中央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素以严肃和稳健而著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和在国内战争中，他从不轻率地作出决定。所以，当性格软弱、思想轻浮的拉狄克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之时，办事稳健并敢于坚持己见的索柯里尼柯夫很容易就成了拉狄克仿效的榜样。
当然，拉狄克也非等闲之辈，要他同意出庭，就得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绝不能比索柯里尼柯夫提出并已得到满足的条件差。他从索柯里尼柯夫那里得知，后者曾争取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而且还得到了斯大林的亲口许诺。拉狄克也同样提出要保全其生命的要求，但光是内务部头头答应还不行，必须要斯大林的亲口许诺，只有在这要求得到满足后，他才同意在“供诉”上签字，并出庭受审。
可是斯大林却不愿见他拉狄克。显然，这将是一个极其难堪的场面，斯大林再是不知羞耻，也会感到难为情，尽管他很少有难为情的时候。拉狄克案件的“侦讯”工作已拖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坚持要见“主人”一面。最后，叶诺夫只好对拉狄克说，如果他认为这样做确有必要，那就请他先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并在信中注明他打算承认哪些罪行。拉狄克照办了，不知怎么却被叶诺夫打了回来。他只好重新写， 而且这一次是在叶若夫亲自“指导” 下写成的。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为什么“机关”对这封信如此看重。
又过了几天，斯大林终于驾临内务部大楼，并在叶若夫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谈话一结束，拉狄克就被直接带进克德罗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