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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现在的形势是，如果我们继续反对斯大林，最终将陷入比现在更糟的处境，因为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服从卡冈诺维奇的领导。可我这个人，任何时候也不愿听命于卡冈诺维奇！”
对皮达科夫的这番评价，斯大林是绝不能原谅的。但他很能忍耐，并善于等待。他也不得不长时间地忍耐，因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培养一批有能力保持工业飞速发展的专业技术干部，绝非一日之功。斯大林等待了八年。一九三六年底，他终于命令亚果达：逮捕皮达科夫。
我跟皮达科夫是老朋友。早在一九二四年，我俩就认识了。当时，他负责国家经委，我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分局副局长，同他的部门有着经常性接触。此外，作为检察长，我还是由皮达科夫负责的秘密的“司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司法委员会”是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于一九二四年建立的，专门负责调查有关各工业管理局领导人的案件。委员会有权决定将某个领导人的案件提交法院，也有权根据生产或其他需要决定只给予行政处分。
皮达科夫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私生活。他根本不属于自己：每天上午十一点前上班，凌晨三点才离开办公室。他的工作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忙得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河德。一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一件廉价的，手工很差的西服。他买衣服，专拣便宜的，而且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总显得特别小，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皮达科夫出访德国，并在那里为苏联做了一笔五千万马克的买卖，可他却下榻于一家小旅馆，而且要了最便宜的房间。与皮达科夫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经理实在难以理解：这位大名鼎鼎的，手中握有财经大权的苏联政府要员，为什么身上穿的还不如他们私人公司的低级职员？
皮达科夫有过家庭，可是家庭生活却不顺利。他妻子跟他一样，也是名党员，但她不爱整洁，对家务事几乎不闻不问，还特别爱喝酒。经常发生这样的怪事：皮达科夫需要紧急出差去外地或国外，但家里连件干净衬衫都没有，只好跑去向自己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惜两件。更使莫斯卡列夫和妻子伤心的是，皮达科夫出差回来常常把还衬衫的事忘在了脑后，最后几年里，皮达科夫实际上与妻子离婚了。然而，他俩还是很要好的朋友，甚至还经常往来。这都是因为对独生儿子的爱，皮达科夫按法庭审判达一年，他们的儿子才十岁。
尼古拉·莫斯卡列夫是皮达科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一九三七年他刚好三十五岁，已在皮达科夫身边干了五年。莫斯卡列夫非常爱戴这个领导，几乎踉皮达科夫形影不离，弄得自己的妻子一提起皮达科夫就愤愤不平：她吃醋了。
在对皮达科夫的预审中，残忍的刑讯人员又一次使出了丧尽天良的惯用伎俩——强迫皮达科夫的妻子和挚友诬告他。这种手段带有“正宗的斯大林风格”。自从拉尔任斯基去世后，内务部实际上就完全处于斯大林领导之下。斯大林不只一次地“教导”内务部工作人员说：对付受审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提供的揭发材料。读者一定还记得斯米尔诺夫案，当时，出来“揭发”斯米尔诺夫的，就是他的妻子萨福诺娃和挚友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大林最看重并最擅长的，就是威逼或诱使被告人夫妻反目，父子为仇或兄弟相斗。这样做，既可打击受审人的斗志，又能彻底摧毁其精神寄托，而且，看见政敌家庭破裂，众叛亲离，斯大林就会感受到一股由衷的快感。不能不承认，在报复政敌的手段和方式上面，斯大林确实是个登峰造极的大师。
对付皮达科夫的妻子，“机关”并没费多少力气，很快就瓦解了她的反抗。有关“托——季联合总部”案被告人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她听说过很多。她为自己儿子的生命担心、恐惧，最后，为了救儿子，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前夫。
皮达科夫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有一个小女儿。如果他还象当年第一次跨进皮达科夫的办公室那样，是个半文盲和天真的农村青年，那他肯定会拒绝一切要他诬告自己的首长和朋友的要求。可是，现在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通过与其他党政要员的秘书的接触，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了解政治局眼下的“作风”，深知那些掌握着人民命运的大人物的脾气。他很清楚，既然斯大林给皮达科夫定了性，内务部就一定会从他莫斯卡列夫嘴里捧出必要的材料，他们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逼他作假证完全是无意义的伎俩，因为早在皮达科夫被捕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拟定了对他的判决。尽管如此，莫斯卡列夫还是十分谨慎。他对莫尔恰诺夫说，他同意在诬陷皮达科夫的材料上签字，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要他很熟悉的阿格拉诺夫本人在场（当时，阿格拉诺夫是叶若夫的副手）。当阿格拉诺夫来后，莫斯卡列夫再次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提供对皮达科夫不利的口供，但是，这些口供本身完全是假的。
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浪潮”中被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里，如果有人敢于同自己的刽子手分庭抗礼，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皮达科夫。因此，当我听说他轻而易举地就投降了，真是大吃一惊。后来，我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皮达科夫被捕之后，根本就拒绝同侦讯人员讲话，并以这种方式抵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突然走进内务部大楼，要求同皮达科夫谈话。此时已经取代了亚果达的叶若夫恰恰没在办公室。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犹豫了一会儿，才打电话通知内务部监狱，将皮达科夫押来。皮达科夫刚跨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奥尔忠尼启则立即迎了上去，想拥抱他，可皮达科夫往旁边一闪，挡开了对方的双手。
“尤里！我是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奥尔忠尼启则激动地喊了起来。“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对他讲过你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讲完这番开场白后。就要求阿格拉诺夫出去，让他同皮达科夫单独呆一会。后面的谈话内容，就只有他们两人清楚了。
奥尔忠尼启则来找皮达科夫，是真的想帮他一把呢，还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来骗皮达科夫？对此，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作出回答。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梯弗里斯认识奥尔忠尼启则的。当时，我是外高加索边防军司令，他是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中央委员会书记。凭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在单独同皮达科夫谈话时，奥尔思危启则一定是更加激动地，手舞足蹈地向对方达说，他如何为对方的生命而斗争，如何劝斯大林不要把皮达科夫送上法庭
几天之后，奥尔忠尼启则又一次出现在内务部大楼里，而且又一次同皮达科夫做了单独谈话。谈话结束后，奥尔忠尼启则在离开之前，当着皮达科夫时面向阿格拉诺夫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可以不对皮达科夫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起诉，他们甚至可以不出庭作证。毋庸置疑，奥尔忠尼启则肯定对皮达科夫做了劝服工作，要后者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参加审判闹剧的“演出”，当然，是充当被告人的角色。还有一点我敢肯定，即奥尔忠尼启则在谈话中曾亲自向皮达科夫作过保证：绝对不舍判处皮达科夫死刑。
皮达科夫是否听信了奥尔忘记吕则的话？我想是听信了。皮达科夫很了解奥尔忠尼启则，知道他不同于斯大林，他很重友情，至少当朋友尚未对其权势形成威胁时是这样的。皮达科夫还知道，没有他的协助，只上过医士训练班的奥尔忠尼启则是无法领导工业建设的。因此，哪怕从纯粹的个人目的出发，奥尔忠尼启则也应该去为保住皮达科夫的生命而斗争，以便自己将来有个好参谋，好助手。皮达科夫未必预料得到，奥尔忠尼启则实际上是在充当斯大林的说客和帮凶。对这一点，连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谁都知道，奥尔忠尼启则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斯大林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可以要来他予以服从和配合，但未必能够强迫他去扮演说客和奸细这种可耻角色。总之，皮达科夫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处境要比其他被告人好一些，因为庇护他的人，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乡。
显然，皮达科夫就是这样相信了奥尔忠尼启则。他在一份假供词上签了字，而假供词的大意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格茨基很快回信，并通知他说。托派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必须进攻苏联，并将以帮助托洛茨基回苏联夺权作为回报，托洛茨基夺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给予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要求皮达科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在工业部门开展破坏活动，以履行在协议上承担的义务云云。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仔细听取了有关皮达科夫的“交待”情况。听完后，他突然问：如果起诉书里写明，皮达科夫不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