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时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所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如王以哲与张廷枢之争吵是其一例。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所以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8军团总指挥的职务。第9军团最初只指挥第17军，后来萧之楚的26军（实际只有一个44师）也归该军团指挥。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却是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而且洗雪了中国军队因热河作战场玉麟部不战而逃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能力。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首题为《颂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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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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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张自忠认为，29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这个分析，准确精辟而切中要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度过八年抗战等艰苦卓绝的难关，扭转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人民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所鼓舞，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感天动地的活剧。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3。6亿美元，其差距是4。4∶1。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1，海军军力比率是13∶1。由此可见，日本的军事力量占有明显优势。但八年抗战的结果众所周知，现代化程度低、又贫又弱的中国战胜了现代化程度高、又富又强的日本法西斯。那么，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呢？从有形的国力来说，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从无形的国力来说，则在于中国军民有为保卫国家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后盾。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痛恨日寇、鄙视汉奸的坚定立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就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豪言壮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表现了全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同仇敌忾、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自发地拿起土炮洋枪，掀起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斗争。此后14年中，从沈阳到喜峰口，从芦沟桥到上海，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中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一向盛赞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鄙视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爱国是大忠，卖国是巨奸。“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便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民族败类的唾弃。在抗日战争中，不甘做亡国虏的中华儿女同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同样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使王克敏、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等一小撮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汉奸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网恢恢，日月昭昭，汪精卫等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犹如过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二是顽强奋战、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长期以来，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洗雪了百年国耻，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协助第二战区守卫晋北长城线防线时，取得平型关伏击战大捷，毙敌100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首次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恃其装备先进，炮火猛烈，不断发起冲击，但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还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在1942年的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奋战，牵制住日军主力，才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大减轻，并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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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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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不怕牺牲、以死报国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尽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这种传统就激励着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在抗日战争中，更是涌现出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
“七。七事变”发生后，参加过长城抗战的抗日名将佟麟阁表示：“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在芦沟桥抗战中，他腿部中弹，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但他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旋被敌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在太原会战中壮烈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原在大后方学习，战事爆发，他主动请求上前线，行前即抱定牺牲之决心，在战斗中率部奋勇抵抗，牺牲时年仅39岁。他在战地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在八年抗战中，像这样的事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四是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自古以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中华儿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就是这种崇高民族气节的生动写照。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以及广大的爱国民众，都没有退缩，没有偷生，而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民族国家的尊严，表现出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民族气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义勇军违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翻开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的历史，那些史料上无不弥散着民族的血气，处处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华夏子孙的一声声怒吼。对于这一切，东北的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已经是十分丰富了，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料来证明义勇军和抗联在东北大地上不可抹杀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