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纷争、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败轮番侵蚀着这个国家，与北方邻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发展的游击暴动相比，其破坏程度绝不逊色。在吴庭艳丧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拥护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认，其继任者能够稳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的：在林登·B ·约翰逊执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权就两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个多月中，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况且，留给林登·B·约翰逊的还有一支负责国家防务人员的队伍，尽管，问题尚不明显，但是，越南问题已足以使他们分裂成众多的派别。这支队伍的高级成员们尚没有勇敢地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先是艾森豪威尔，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将包括美国空军和陆军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发动攻击呢？这样做，是否会构成与中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就最高程度而言，这样一个计划在经济、军事、政治和人员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我们能获得成功吗？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为昂贵，是否应该对其他的方案——诸如中立化和撤离——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林登·B·约翰逊继承了这些问题（虽然，它们还未十分明确地摆在他面前），并且，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承的。这些问题的遗留贯串了他执政的整个时期，并继续延续了数年之久。总之，相比于约翰·F·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那里继承的问题而言，林登·B·约翰逊所继承的问题明显得更为糟糕，其危险程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就职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B ·约翰逊对他的助手比尔·莫耶斯坦率地承认，他就像一头鲇鱼，“刚刚咬住了一条硕大肥美的蠕虫，而其中却隐藏着一把锋利无比的钩子。”
与人们捕风捉影的说法相反，在他就任总统之际，林登·B·约翰逊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越南问题的。尽管，他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访过这个国家一次，在约翰·F ·肯尼迪执政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此问题有敏锐的认识，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上担负的责任。在他就职以后，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关越南问题的顾问人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
有些人认为，他召集这次会议是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据说，由于距离大选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担心，如果他不做出参与和坚定的姿态，他将会面临共和党人中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
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诚然，在他的脑子里，国内的政治问题总是首当其冲的，并且，他的确也担心，明显的弱点将会导致他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形势。此外，他还担心，如果美国无力或不情愿承担起维护防务的职责，那将会影响我们与同盟国的关系。然而，林登·B·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则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B·约翰逊比约翰·F·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他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 “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它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美国驻西贡的全体人员进行统一领导，摩擦、严重的分歧、乃至明显的敌意，正明显地存在于大使馆文职人员和美军军官们之间。总统需要一支有力的队伍，他认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担此重任的合适人选。
两天之后，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将总统的指令编入了政策。极为明确的是，林登·B·约翰逊的政策仍保留了约翰·F·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观点：通过提供训练，在不公开使用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们粉碎由外部共产党人指导和支持的阴谋活动。”但是，林登·B·约翰逊也批准了一个秘密计划，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军队，来反对北越的行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会议上这个计划被首次提出，后来，它成为著名的“34A行动计划”。
两周以后，总统要求我去与他商讨有关越南问题。他向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确信，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参加完北约组织会议返回的途中，去西贡看看，以查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特别问道，秘密行动的计划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
几个月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指导下，一个旨在反对北越的小规模秘密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其项目包括：间谍人员的打入，宣传材料的散发，情报的收集，以及广泛的破坏行动。但是，由于河内共产党人严密的组织控制——这包括几乎每一个北越的村庄和城镇中的“街道委员会”，以致于，他们能够察觉最小的变化——因此，这一计划并未收到像样的效果。因遵循打击北越，但又不由美军直接介入的方针，林登·B·约翰逊总统要求增加秘密计划实施的强度。
威廉·P·邦迪伴随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麦乔治·邦迪一样，威廉·P ·邦迪也继承了他们父亲哈维·H·邦迪的正直和聪慧，老邦迪曾长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约翰·T·麦克诺顿以及其后的保罗·C·沃恩克（他继承约翰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助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一起，威廉·P·邦迪是我在越南问题上最可信赖的顾问之一。我们在巴黎的会晤结束后，即在奥利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喷气机，为了直飞南越，飞机尽其可能带上了足够的燃料。我们在大雾中向跑道上移去，喷气机的引擎开始加速做起飞的准备，这时，一架TWA客机突然在我们前方的雾中隐现出来，几分钟之前，它刚刚降落在这里。我们的驾驶员萨顿机长急速地拉动了刹车，几秒钟之内（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都惊呆了。这时，轮胎、机轮和刹车闸里喷出了火焰，我们急忙从紧急出口撤离了飞机，但是，萨顿机长的高超技术却挽救了我们，以及那架TWA客机上约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这时为止，我所得到的军事情报均认为，我们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国防情报处送来的备忘录，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成功地维持、甚至改进了其战斗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南越军队增强其行动，越共将很可能增加其活动。
这一令人沮丧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开的西贡会议上，再次得到了证实。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已造成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军队将领们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们热衷于西贡的政坛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南越的军官们提供的情报大大失实，蒙蔽了我方军援人员的眼睛，致使他们在以前的汇报中，大大夸张了军事进展的情况。在我们返回之后，约翰·A·麦科恩向总统汇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们从南越军官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存在着严重的失实，而我们却使用它们估价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在我们西贡的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都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303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