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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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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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Allison）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a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
情况肯定好转了，至少在安全区内是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恐怖的夜晚，不过我们仍使用厚厚的窗帘，我们不再用图钉将窗帘钉死，也不只是使用蜡烛了。
约翰·马吉带来了广播新闻。
1月23日，星期天一天平安无事。天气相当寒冷。玛丽上午去了鼓楼教堂，我下午去参加了平仓巷3号的英文礼拜。我们仍然认为，在校园内最好一直都能看见外国人的面孔。米尔斯主持了下午的礼拜，他的主题是：《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争取胜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充满希望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一位难民的侄子来见我，说他离开南京34天之后于昨天回来了。他于12月18日和其他400人一起被抓走，他为一个队长扛被褥到长兴，还为这个队长烧饭。在给这个队长干了8天之后，队长放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宜兴又被另一个军官抓住，并把他留到1月14日。第二个军官喜欢他，人也和善。让他走时，这个军官一直将他送到城门外，并告诉他不要走大路。520里路，他走了8天才回来。他说，像湖州那样的城市已经没有老百姓了，7／10的城市被焚烧，广德城已所剩无几了，因为那儿发生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他报告说，在一个地区，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以免遭土匪、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骚扰。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他说，像溧水、溧阳、宜兴这些城镇几乎都被摧毁了，并认为，这要花30年才能重建起来。他还说，一路上人们对他很好，给他吃的，并让他在家里过夜。我多么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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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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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译）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她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并借了一根棍子蹒跚而来。她排除了一个个障碍，安全抵达这里，当时，我们正在举行礼拜。那天下午，正是她的嗓音很大，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因此，我才想知道她是谁。她现在和500多名难民住在北长廊里。
1月24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开始写非正式报告，但没有写多少，福斯特先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新闻，给我们讲了上个星期六发生在大使馆的事情。
好像是阿利森先生和别人一起用餐，乔治·菲奇和普卢默·米尔斯也在座，这时一个仆人报告说，在3号车库里有两个日本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