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继续执行着转移计划。许多人担心月亮一出来，夜里就会有更多的轰炸。我多么想向你们提供伤亡人员的数字，但是，现在提供准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知，今天上午轰炸电厂时，4名记者在扬子饭店里不仅看到了飞机，还拍摄了飞机扔炸弹的照片。我们还听说今天中午在中央医院，这几名记者在屋顶上拍摄到了日本飞机用两枚1000磅炸弹轰炸一所建筑的情景，该建筑的屋顶上有一巨大的红十字标记。他们拍摄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想这些图像是无法否认的。
路透社、美联社和其他几个通讯社都有代表在南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应该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准确的报道。你们也许能够比我在南京更快地从纽约的报纸上看到有关事实。
9月26日，星期天今天凌晨3时～4时，我们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飞机并没有来，但我们还是睡不安稳。位于鼓楼的警报器又能工作了，住在本地区的居民对此很高兴。昨天南门和东门警报器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时不是很清楚。
今天上午下雨了，朋友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都面带微笑，因为人们肯定日本飞机不会蠢到在这么低的气压下飞来。我们不再喜欢繁星闪烁的夜晚，或是阳光明媚的白天。
上午10时30分，我们几个人去了鼓楼教堂。来的人不多，约有八位妇女，男性也只有十六七人。尽管有谣传说日机离南京只有300里远，但礼拜仍像以前一样进行。教堂宣布，基督教徒每天要为中国与和平祈祷。
同布雷迪和斯迈思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又看了他们的地下室。他们应该在防空洞上面放一些沙袋，并用沙袋把防空洞里面隔开。
下午2时30分，我去了长老会女子学校，参加在南京的中国和西方基督教徒领导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京的基督教教会能够在满足难民的需求方面，以及为每次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做些什么？现在经过南京的难民每天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第二，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中国所遭受苦难的真实情况，教会能够做些什么？会议从2时30分一直开到5时，讨论了这些重要问题。吴博士是会议主席，她在引导议论这方面很有方法。有一个教会已经在做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了，但是一些人认为，即使是这个教会，做得也很不够，应该有更多的基督徒参与进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下个星期天成立正式机构之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制定计划。我是多么希望所有身体健康、体力充沛并能脱得开身的传教士，都在这里与中国的同仁一起工作啊！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因为“烈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因此，在危机的时候，如果教会称职，将加强教会的基础，并使教会在社区永远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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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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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O。Wilson）医生带吴博士、格蕾斯·鲍尔和我去中央医院，查看了昨天中午遭轰炸的后果。尽管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中央医院和卫生署所在的院落里。幸运的是，两枚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了相邻的网球场上——那么重的炸弹必须同时投才行。如果这两枚炸弹向北偏不到50米，就会落在医院的防空洞上，防空洞里躲藏了医院的100多名医生、护士和工人。如果炸弹向南偏几百英尺的话，将彻底摧毁那幢漂亮的医院大楼。最大的弹坑有30英尺宽，15英尺～20英尺深，你可以想象炸弹在松软的土地上爆炸后所溅起的泥土。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位于爆炸现场北面、离现场有一段距离的卫生署大楼的窗户玻璃也全部震碎了。
就在这次爆炸之前，医院的代理院长詹姆斯·沈（JamesShen）博士正同记者们在医院的屋顶上，由于有个会议，他下去了，其他的人还在那儿。轰炸结束后沈博士说，在确信自己的骨头没有断后——他原以为断了，他想到了那几位记者，以为他们被炸成了碎片原文smitherines有误，应为smithereens。，但是，他后来发现记者们正兴高采烈地庆贺他们拍摄的影片——他们还从未坐过这么豪华的座位指摄影记者离日本飞机和轰炸现场很近，如同坐在剧场的包厢里。。更使记者们高兴的是，此后不久，蒋夫人来到医院查看所发生的事情。她发现了记者，并让他们为她拍照。在防空洞里的医生和护士说，他们被震坏了，但没有人受伤。在树下和汽车里的5个人被炸死或是炸伤。所有的建筑物都遭到机关枪的扫射。门房被炸毁，护士楼、附近的乒乓球室也被彻底炸毁。整个院落看起来很凄惨。这次轰炸是精心安排的。
医院的伤兵被送到一所专门医院，伤势较轻的人回到自己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70％没钱的病人被送到我们教会医院。你们能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人是多愚蠢啊，干嘛要组织国家？我是指那些人，他们惯于诉诸武力，动辄发动战争，而且总有理由去干这些事。
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不支持战争，一旦这个国家的男人想打仗时，妇女就停止缝补、编织和做饭，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阻止战争。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在街上走一走，看到许多新挖的防空洞，这使你感到中国正在深挖洞，并决心在必要时，准备牺牲一切而不屈服。
因为还没有电，很遗憾，我们无法听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
晚上11时。当我快要写完这些时，我能听见抬水泥的苦力们喊号子的声音。他们正在不远处修建防空洞。中国首都的确将其基础建造得越来越深，中国不会轻易屈服。
幸运的是，看起来今夜月亮不会出来了。今天是阴历二十二，因此，这个月没有几夜会有月亮了。
9月27日，星期一由于今天看起来很适合空袭，7时～8时30分，我去办公室打字。我想把日记的第三部分寄出去。
上午10时～11时。从空袭警报至解除警报这段时间里，我去了中央楼的地下室，听到远处的轰炸声，可能是浦口火车站或是那个方向的化工厂。
中午12时～下午1时。我们正在去食堂的路上，这时警报响了起来，因此未能去吃饭，而是在防空洞里坐了1小时。日本飞机又在远处轰炸，我们听不出在什么地方。我记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希望别人不要想起这件事。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程夫人还记得，她为我们大家准备了面条。
下午3时～4时。斯迈思来了。他、吴博士和我讨论了救济委员会的人事问题。傍晚，一些高级官员来问吴博士，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在附近找到办公室。由于我对邻里比较熟悉，吴博士让我带他们到附近的一些空房子去看看——在我们学校的南面。我们去了，但发现所有的房屋都被人租用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两处以前是空置的房屋，但也住满了。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一地区享有安全的美誉，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到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或是在附近租赁房屋，或是就住在学校。这成了这两所学校一个头疼的问题。
下午5时45分。我去吕锦瑷家吃晚饭。她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于一个星期前结婚的。
晚上7时30分。吴博士和我去看贝茨，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不断向他提问。他认为除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施压，或是俄国出面，否则日本必然会在南至黄河甚至陇海线建立另一个缓冲国，此外还对全中国实施相当多的限制。日本领导人真正担心的是共产党俄国，部署在满洲北部边界的日军比部署在中国本土的还要多。为了对付北方的威胁，日本还保留着一支更年轻、训练更有素的部队作为预备队。
金陵大学仍准备在10月4日开学，对此我很高兴。今晚下着雨，下半夜不大可能有月光了。
在我回家的时候，我注意到街上空无一人。
9月28日，星期二除了修建防空洞的工人的号子声外，夜里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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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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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武昌方面的来信，因为，自从那里被轰炸后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为此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在那儿挤在一间不大的宿舍里，而且他们可能还没有防空洞。
我们希望鲁丝和弗洛伦斯今天能从青岛动身去上海。我们已经多次询问怎样用最佳方式将她们的衣物和书籍寄到上海，近来，人们不知道哪种方式是安全的。现在从南京寄往上海的信是每天早上6时由卡车运送的。铁路线上有几座桥坏了，乘客必须下车走很长一段路。整个上午没有工作，这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变化。
中午12时。我们刚要去食堂，紧急警报响了起来，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先吃午饭，并认为，当我们听到炸弹爆炸时，还来得及跑到地下室。饭已经端了上来。不久，勤杂工跑来说，他接到电话，这是第一次警报，不是紧急警报。即使知道还有不少时间，我们也无法慢慢吃了。到12时30分，我们听到了轰炸机的声音，我们不得不在防空洞里呆到2点钟。我读报纸，吴博士看信和写信，而那位木匠则美美地打了一个盹。
下午3时刚过，我去了南门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来自卫理公会教派，是位女性，实际上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市立医院的社会工作者。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每次轰炸后，由教会工作人员负责照顾空袭中父母双亡、并被送到市立医院的孩子。另一个问题是为空袭后一无所有的人提供衣物。这位牧师说，她们的工作人员10人中至少有8人已撤离到内地较安全的地方去了。由于撤退，她的妇女组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