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第一次警报响了。10时45分，紧急警报又响了起来。我检查了所有防空洞和地下室后，去了东院的防空洞。不知怎么，我原以为天空将会布满飞机，有点像秋天的天空中大群黑鸟飞过时的情景，但实际上飞机的数量并不比以前多。很快我们就听到重型轰炸机飞行时发出的嗡嗡声。11时，第一批炸弹落了下来，好像在东面玄武湖附近。后来我们听说目标是国民党的总部指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文为NationalParty，但显然是指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党部位于距玄武湖不远的湖南路上。。接下来安静了一会儿，到11时25分，日本飞机又开始投掷炸弹。这次听起来好像就在附近，在我们南面的五台山区域，一门新部署的高射炮也响了起来。我们的防空洞里有三个孩子，幸运的是，在这个乱哄哄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接着又是一阵安静，11时40分，我们听到北面很远的地方有炸弹的爆炸声，大概在浦口——江北的铁路枢纽。中午响起了空袭解除警报。我们在防空洞里伸展疲惫的四肢，但由于它很矮，我们无法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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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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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长助理、两名女校友、两名工人和我立刻到鼓楼医院，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斯迈思已到了那儿，正在打电话联系汽车。一些医生和护士已前往轰炸现场。6名受伤的警察和两位平民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是在国民党总部附近受伤的。很明显，国民党总部损失不严重，但附近的民房被毁，两人死亡。斯迈思一直在努力工作，帮助组织医院附近的救援工作。他最大的难题是空袭后难以弄到足够的汽车，因为医院没有救护车。
下午2时。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吃完饭，这时警报又响了起来。到3时30分，警报才解除。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看到下关上空浓烟滚滚。后来人们告诉我们，轰炸的目标是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枢纽，但是炸弹落在了几个十分贫穷的村庄里。一枚燃烧弹落在一个村庄，一些受伤的人被烧死。
下午4时～6时。吴博士和她的秘书写完了给上海地区50名学生的信。我们在尽量实现我们与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大学的合作计划。
我写完了吴博士致全体教工的信，这封信是有关本学期教师基本工资情况的。许多人的工资仅为正常情况下的40％，正常上班者也只是60％。但即便如此，学院还将出现赤字。
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在第二次空袭后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很高兴地报告说一切平安，他告诉我们，约翰逊大使已返回大使馆。我希望今晚再下雨，白天的空袭要比夜晚好些。刚刚收到埃斯特的来信，她接受了重庆大学的一份差使。
9月23日，星期四好哇！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而且很厚，这意味着我们的“访问者”今天不会来了，对日本飞机来说，夜晚的天气也不够好。程夫人去了太平路，看看能否买到做旗帜用的红、白、蓝布。同陈先生一样，她也说除了水果商店外，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
上午为吴博士写了几封信，并写了两页日记。没有空袭的时光真是太好了。中午，上海的电台报道说，西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的行径，特别是对中国首都的轰炸。很显然，美国也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很高兴，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9月21日大使馆撤离所遭到的批评。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硬而又具建设性的和平建议——它是如此的强硬和具有强制性，这样双方就会停止战斗。
今天中午我又帮助吴博士写信。这些天她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全国伤兵救济会即全国妇女战时救济联合会。的工作上。下午5时，我骑车去看斯滕尼斯（Stennes）队长，听听他对我的计划（派一架“友好”或是“和平”飞机到日本去，把真实情况告诉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真相的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有一辆看起来是官方的汽车停在他家门口，因此，我没停下来，而是去了杨丽琳家。她劝我留下吃饭，我同意了。她的丈夫在外交部工作原文为oneoftheministriesofForeignAffairs；ministry可能是minister的笔误。，他说，昨天日机共投了80枚炸弹，但是，国民党总部似乎是惟一具有军事意义的地方。
今天中午，贻芳去了蒋夫人家，并同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共进了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得到确切消息这一个问题。贻芳穿的是件旧的蓝色布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下午4时。帕克斯顿先生来看我们的防空洞和地下室。他说我们的防空洞修建得很好，选址也不错，并认为我们的防空洞能够抵御轰炸。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防空洞经不起炸弹的直接命中，但是直接命中的机会毕竟很少，干嘛要庸人自扰。
晚上11时。每晚天黑后我们都能清楚地听到外面路上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起来像是浇筑水泥的声音。也许是在我们附近修建防空洞。今晚我们收到了纽约“创始者董事会”的一封电报，告诉我们美国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他们用的词是“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觉得他们不妨说“坐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每天有数小时是坐在防空洞里度过的。
9月24日，星期五今天可能也不会有空袭，因为天阴，而且云层很低，早上也有点凉。当女勤杂工给我送开水的时候，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对我的话，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笑着说：“是的，天气很好。”她是一个称职的老童子军，沉着、坚定。她是我们东院的队长。正是她带着那只装有化学物品和防毒面具的箱子。空袭时她的防空洞里没有声音，真的！我认为她相信日本飞机上有一种特殊的设备，能够听见几千英尺下的防空洞里的声音。无论人们怎么好奇，总想到外面看看，她总是让人们呆在防空洞里，直到空袭解除。
今天，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校长秘书工作上，因为凯瑟琳辞去了这一职务。我申请这一工作，并被批准。在许多方面我不如她，因为我有许多别的事要考虑。尽管她不愿离开南京，但她还是做好了去武昌的准备。
今天白天没有空袭，我想夜晚也不会有。有消息说对广州的空袭造成了许多平民的死亡。我很遗憾地说，由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获得了相对安全的名声，这就意味着官员们将在此租房、办公，这使我们感到不很开心，我们可以保护他们，但他们肯定给我们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很抱歉，今天我们没有外出到附近的居民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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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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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星期六我很难过，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将是一个好天气。在我凝视窗外的时候，玫瑰色的绚丽朝阳已悄悄顺着我东面窗外长长的垂柳枝溜了进来。我在想，白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坏，多少残缺不全的尸体将溅污断垣，正像最近的空袭所造成的那样。
贝茨刚从日本回来，目前在上海。我们知道他正忙着同那里的基督教徒以及其他人交流他过去两个月在日本的经历。全国基督教委员会想要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为他们工作，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希望他能付出一半的时间。然而，他觉得必须回南京，因为他的愿望是回到这里，与他的同事在一起。我看见一封他回到上海时写的信，信中说日本的基督教徒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悲哀，但他们只是少数。
我们同汉口的伊娃通了长途电话，讨论了音乐专业的有关事宜。接电话的伊文斯（Evans）小姐说，昨天下午日本飞机到汉口、汉阳和武昌，准备轰炸弹药库，但却炸了贫民区，炸死、炸伤二百多人。日本飞机还击中了武昌的一所学校，她想那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为我们在那里的教工和学生担心，他们在武汉可能得不到在南京所能得到的保护。
上午8时45分。今天第一次空袭在8时45分。警报是在8时15分响的。空袭一直持续到11时。
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空袭警报的解除真是难以忍受，特别是当人们能够听见单调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时更是如此。今天上午的轰炸和防空炮火都特别猛烈。据说有3架日本飞机被击落。
中午12时45分。第二次空袭发生在12时45分，持续到下午2时30分。第三次在下午3时，持续到下午4时。我们听说下关电厂、财政部、中央医院、卫生署和一个军事机关遭到轰炸，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我们附近部署了几门新的高射炮，一门在南面，两门在我们的北面。在其中一次空袭时，我在图书馆的一个壁橱里，因为当时我在海伦的办公室里写信，不想花时间到地下室去。窗户被震得嘎嘎作响，房屋在抖动，我担心北面所有的玻璃会被震碎。我听见一块弹片击中了诵经厅屋顶上的瓦片，但似乎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晚上7时。我去了商业街，打算买些糖，但是城市一片漆黑。东方的天空有闪电，这给笼罩着黑暗的城市带来一种不祥之兆。很显然，电厂遭到了破坏。大约半个小时后，路灯亮了起来，但是我们被告知，电是来自刚建好的备用电厂。除了有的房屋里点了蜡烛，大多数房屋还是漆黑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很幸运，因为我们有自备发电机，可以使用。大约在晚上8时，我带了一名花匠去看斯迈思，他现在与布雷迪（Brady）医生一起住在马克斯（Marx）家。我从他那里得知，晚上他们把中央医院的病人转移到大学医院，因为他们认为明天肯定会有更多的轰炸。
我听见他在电话上同谢泼德谈话，后者不同意转移，因为他认为对医院的无情轰炸会在西方引起广泛的报道，这有可能阻止日本重复这一行动。然而病人、护士和医生觉得仅凭这种推断是不行的。
他们继续执行着转移计划。许多人担心月亮一出来，夜里就会有更多的轰炸。我多么想向你们提供伤亡人员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