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江泽民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作为实习生党支部的干部，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关心体贴同事们的生活，同时也严格督促大家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告诫大家不仅要学习，更要在学习中创新，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重点在“先进”二字。44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则作为“一汽”最后一批实习生的带队人，于1956年至1957年间在“吉尔”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
1956年7月，在中苏两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当时正在“吉尔”实习的王少林撰文写道：
“1956年7月15日。这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晨在报纸上读到，在我的祖国，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汽车。这个快乐的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在高涨的情绪下度过了这一天。七月十六日，当我刚刚跨进我工作的办公室的门槛时，所有的苏联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热烈握手并高声说着同一个词‘解放’。晚上，当我拿着《真理报》回到宿舍时，苏联朋友向我和我的同胞表示祝贺。另一天，当我参观汽车部件厂和化油器厂时，上至工厂领导，下至工厂警卫人员都向我祝贺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胜利。” 45
“一汽”的顺利投产，是中苏两国汽车人共同的骄傲。
“一汽”从1953年奠基到1956年下线，仅用了三年时间。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亚洲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将与世界最先进汽车生产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六七十年，打下了我国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建厂后的三年内，“一汽”开发研制了包括“东风”、“红旗”在内的十四种新产品。其中红旗轿车以其优越的性能、舒适端庄的车身造型，被选用为政府礼宾车。46
第六章 五分！五分！（6）
“一汽”被公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这批曾在“吉尔”刻苦学习的实习生们，很快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管理和生产的专家。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陆续调离“一汽”，将从“吉尔”获得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带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吉尔”到“一汽”，实习生们的足迹，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学习、借鉴、发展、创新的历程。
中国等于优秀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民间使者。
他们在汲取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传播在异国的土地上。
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打动和感染了身边的异国人民。
在教室里，坐在第一排永远是中国学生。每次上课，苏联学生总是自动将第一排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中国学生。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中国学生们的笔记成了班级里苏联学生争抢的“宝贝”。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中国同学的宿舍门口，前来借笔记的苏联同学就络绎不绝。有时几个人同时来借，甚至会为谁先谁后争执起来。
在苏联的高等院校里，考试一般采用口试的形式。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倒扣着若干题签，每张题签上一般有三个或四个问题。考试的时候，学生几人一组分批进入考场，按照随机抽取的题签回答问题。中国学生总是第一批进入考场。
陈为江：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总不让我抽题签，而是直接把我叫过去，然后就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问我。我总能对答如流。考试出来以后，门口等待的苏联同学还不放我走。里面的人抄下考题带出来，我写上答案，下一个同学再带进去。就这样帮助同班的苏联同学也通过考试，否则他们得不到奖学金。也算是“同窗之谊”吧！”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上，我有幸阅览了几本五十年前的课堂笔记。
厚厚的笔记本上字迹隽秀，行文整齐，穿插着精美的公式和示意图。当我用手指轻轻拈起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纸张，那感觉犹如赏玩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说实话，如果不是封面上用俄语拼写的姓名，我一定会以为这是来自某个纤巧的苏联女孩子之手。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苏联学生手中，这么精美的笔记也不多见。在这些流畅隽美的字迹背后，流露出作者的自信和从容。
由于中国学生聪颖勤奋、成绩优秀，在中苏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学校的优待。
例如，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苏联本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开放，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就没有资格接触。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也只允许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和实习。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保密科，有几本叫做《弹道设计学》的图书。由于详细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属于绝密资料，校方轻易不外借。可是图书管理员一定要借给来自中国的“万尼亚”。她说：“我必须留一本给中国的万尼亚，帮他搞好毕业设计。因为他是中国人。”结果，一旦从学校借不到这本书，苏联学生就去找中国的“万尼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借得到。
这个“万尼亚”，在五十年后因神州载人飞船而蜚声华夏－他的名字叫做王永志＇U23＇。
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很多苏联的老师，都以拥有中国弟子为荣。
在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要留给中国学生去解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老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
有很多学长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课堂上，遇到苏联同学都回答不上的问题，老师就会叫中国学生回答。如果中国学生答上来，他就会批评苏联学生“你们看，一个外国学生都听明白了，你们还不懂”；如果中国学生也答不上来，他就会说“看来我没讲清楚，现在再讲一遍。”
第六章 五分！五分！（7）
刘恕＇U24＇提起了她大学时期的一位教授：
“这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非常有才华，只是由于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对女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每次考试，对苏联女学生总是二话不说直接写三分了事。但是，只有对中国女生例外。他说：‘我看到了她们的努力，我了解她们的才干。我没法不给她们五分！’”
吴美蓉＇sg25＇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那是大学四年级的一次考试。我进入考场一看，发现除了我的任课老师外，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准备妥当后，我看到任课老师面前有人在回答问题，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了那位陌生老师的面前。当我完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一幕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的任课老师站起身，径直走到这位考官面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了解她的水平。我决不允许你给她四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考官有个习惯。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有一个学生从他手里得到过五分。我成了唯一的例外。”47
在乌拉尔工学院的荣誉墙上，至今悬挂着一张东方青年的大幅黑白照片。这就是1959年从这里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郭树言＇U26＇。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郭树言开始了科学研究的历程。他凭借将自动控制技术与冶金铸造工艺巧妙结合的发明，在留学期间便获得苏联的两项技术专利。在乌拉尔工学院自动化实验室里，学生们至今还在观摩“郭树言线路”。在这里，郭树言创新性地应用了稳定器技术，使得继电器充电过程大大优化。
郭树言毕业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一项殊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电视台现场录制了他答辩的专题新闻，并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一个中国青年学生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的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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