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面中，马歇尔首先谈了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如果中共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那么他所在美国所享有的那一点点同情就将会很快失去”。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听了暗喜，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蒋介石说：“国军目前策略是首先占领华北，只要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迫中共妥协。”此外，希望马歇尔帮助其多运些国民党军到战略要地。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乐于要中共交出军队，但要他停止内战，放弃“一党专政”则难上加难了。然而，必须立即停战，必须压蒋停战，否则自己在华就站不住脚。他针对蒋介石赤裸裸地要求美国为他继续运兵的要求，以和平相要求，并告之如果再有内战，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着华北等地的一些港口、铁路线，名义上是为遣返日本人。而实际上，是在为蒋介石保卫这些地方，蒋介石希望陆战队不要离开这些港口和铁路线。马歇尔则故意谈及美国在华北等地的军事实力过多对于舆论会产生不利影响。
蒋介石深谋远虑，他知道马歇尔的目的是要自己停止内战，对党内进行改革，并协商解决国共争端，否则美国不能给予美援。而没有美援作后盾，蒋介石内战打不下去。
为争取马歇尔完全为蒋介石所用，蒋介石使出了拿手好戏：利用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猜疑，煽动其反苏反共情绪。蒋介石把斯大林与毛泽东拴在一起，来打动马歇尔，使马氏在调处中倾向于他。于是蒋介石滔滔不绝向马氏灌输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的信息，把中共的一切策略变动都说成是苏联指使的结果。他怨恨地描述了国民党军未能在大连登陆的情景，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在有意识拖延从满洲撤出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苏军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
蒋介石这一手着实厉害，马歇尔这位五星上将确实被蒋介石触动了神经。这位具有强烈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一直着眼于取得对苏联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赶回苏联本土去。蒋介石的话使马歇尔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判断：他遇到了在德国与苏联打交道时相同的情况。马歇尔对苏联人印象一直很坏，现在他对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更加疑神疑鬼了。
当然，蒋介石并非有意让马歇尔难受，而是要马氏为他出力。
自第一次蒋马会面后，蒋介石即调整了策略，既然武力一时吃不掉中共，那不妨与之再和谈下去，一面进行内战准备。通过继续谈判能达到溶共目的，自然是上策，谈判不成功或破裂，那在军事上争取时间也未必是坏事；更何况可将马歇尔调处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共身上，争取更多的美援，打更大的内战，这也不是很好吗？总之，共产党休想重演历史——像几年前那样绝处逢生。
36．再度开始的和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和谈是极为关注的。赫尔利辞职，马歇尔接踵而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共谈判前途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呢？主持谈判工作的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些问题，为谈判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目前国际的中心是苏美之争，其特色是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仍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即是明证。尽管马氏来华后，美国政策扶蒋压共的基本点不会改变，但方法却有可能改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争取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他估计到：在国共重开谈判后，如强调民主的统一，美国有可能同意，而蒋介石不会接受；反之，蒋介石想以邀请几个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算作民主、美国也能同意，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接受。所以他提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这场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应争取的对美政策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持抵抗。”
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还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认为“目前世界的中立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2月9 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中说：”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立即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与此同时，延安方面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中共即将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还认为，从个人历史修养和气质上来看，马歇尔将军又属于美国政府内部中存在的比较开明的一派，如果这一派的意见占上风，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鲁门声明，加上国民党在国内外反对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一定妥协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共中央表示欢迎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就在12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人选，批准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方针和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响应杜鲁门声明，“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说明中共“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 月2 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 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新华时报）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 ／5 ，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