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峻素无名德业绩，徒以宗室被用。他既得意，骄淫阴险，多杀滥害，朝臣侧目，士人失望，反抗者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孙亮太平元年（256年），孙峻遇暴疾，以后事付从弟偏将军孙綝。骠骑将军吕据闻孙綝代峻辅政，怒而与大司马滕胤谋废綝，失败被杀。綝迁大将军，骄虐更甚。孙綝从弟宪与将军王惇亦谋杀綝，事泄遇害。
吴太平二年（257年），吴主亮年十六，始亲政事，对孙綝所上表章，多加难问。亮还调集兵家子弟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将之，日于苑中教习。言：“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这就更引起了孙綝的疑惧。綝称疾不朝，使其四弟分领禁卫诸营，以加强对朝廷的控制。于是吴主亮与孙綝的矛盾更趋尖锐。亮与亲近图杀孙綝，但事泄失败，被綝废为会稽王。
永安元年（258年），孙綝迎立孙权第六子、二十四岁的琅邪王孙休为帝。休进封綝为丞相，“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巨未尝有也”。孙休面对孙綝专横威逼的情况，外示迎合顺从，恩宠有加，暗中同亲信张布等筹划除綝之计，终于腊会日綝入朝时，以殿上宿卫兵杀綝。
孙休在位时，对于减轻人民兵役、劳役和田租负担，尚知注意。他“志善好学”，但不能选用良才，改革弊政，只重用自己的旧臣濮阳兴、张布。二人“皆贵宠用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以佞巧更相表里，吴人失望。”元兴元年（264年），孙休卧病，口不能言，以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休把兴臂，指子以托之。不数日，休死，年三十，谥曰景帝，群臣尊朱皇后为皇太后。
二、孙晧的暴政
孙休死时，蜀汉刚亡，交趾又叛吴降魏，举国恐惧，欲立长君。左典军万彧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孙晧相善，屡向濮阳兴、张布称述“晧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兴、布请示朱太后，欲以晧为嗣。太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于是迎晧为帝，时年二十三。改元元兴（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孙晧刚即位，还作了一些“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的事。但没有多久，他骄暴淫奢的本性就显露出来，迅速失去人心，濮阳兴、张布也暗自懊悔。佞人乘机向晧进谗，于是晧诛兴、布。晧的统治牢固后，更肆无忌惮。在他统治的十六七年中，暴虐害民之事，史不绝书，今举其主要罪状如下：
（1）征调繁苛。《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向晧上疏言：
陛下……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弱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
同卷《华覈传》载覈上疏，亦言农民役税负担之重曰：
都下诸官……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农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
（2）穷奢极淫。《三国志》卷61《陆凯传》载凯上疏言：
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
《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言：
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三国志》卷50《妃嫔·孙晧滕夫人传》注引《江表传》：
晧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
（3）残暴杀人。《三国志》卷48《三嗣主·孙皓传》：
晧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晧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凿人之眼。
陈寿在《孙晧传》评曰：
晧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况晧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4）任奸虐贤。《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谏曰：
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任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
《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载：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吴主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值郡旱饥，表求赈贷，吴主以为收私恩，遣使枭首。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吴主以刀镮撞杀之，身无完肌（《通鉴》胡注：“史详言吴主之昏虐”）。《三国志》卷53《薛综传》末注引干宝《晋纪》：
（晋武帝）从容问（薛）莹曰：“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莹对曰：“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隙，实由于此。”
总之，吴在孙晧的残暴统治下，民不堪命，险象环生。只是当时赖有陆抗、陆凯、陆胤、施绩、范慎、丁奉、钟离斐、孟宗、丁固、楼玄、贺邵等文武大臣匡辅军政，还能支撑一时。其中最能身系安危、为国干城的是镇守荆州西疆的陆抗。
三、陆抗镇守荆州
陆抗是孙策的外孙，赤乌八年（245年）抗父逊死时，年始二十，拜建武校尉，领父兵五千人。陆抗从荆州送葬回吴时，孙权把杨竺所揭发陆逊的二十件事诘问抗，抗逐条解答，权对逊的怀疑得以基本消除。次年（246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修缮城围、墙屋，居庐桑果，均无损伤。恪至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太元元年（251年），抗到建业治病，病愈当还。孙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孙休时，拜抗镇军将军，都督西陵，管辖自关羽濑（今湖南益阳西）至白帝城一带防线。孙晧即位，加抗镇军大将军。建衡元年（269年），大司马施绩死，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北）。史言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荆州屏藩上流，面对强敌，抗行军御敌，虽少大胜，亦无负败。孙晧凤凰元年（272年），发生了西陵督步阐据城降晋的事。抗闻，赶紧部署诸军奔赴西陵，令自赤溪（今湖北远安县）至故市（今宜昌市）更筑严围，内以围阐，外以御敌。昼夜督催，如敌已至。诸将皆谏抗：“今乘三军之锐，急速攻阐，及晋救至，城必可拔。何事于围，而疲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地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规划。今城既非可速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一再请求攻阐，抗为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外围刚修好，晋车骑将军羊祜引军向江陵，诸将以为宜援江陵，而不必急于收复西陵。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拟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于是抗身率三军，利用新筑的围抗拒晋荆州刺史杨肇等援军。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杨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杨肇果攻旧夷兵防线。抗命猛烈还击，矢石雨下，肇军伤亡甚众。相持经月，肇计穷夜遁。羊祜等军皆撤还。抗遂陷西陵城，诛阐及其族。然后东还乐乡。虽获大胜，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
陆抗镇守荆州，不仅为吴保住了半壁江山，他和晋将羊祜的来往也给史书上留下了两个敌对将帅在某些方面相互信任的佳话。
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每修德信以怀吴人，降者去留皆听自由，然降者并不因此减少。有人掠吴二儿，祜遣送还其家，后儿之父亦率其属随吴将夏详、邵凯等来降。吴将邓香到夏口虏掠，祜俘而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每与吴交兵，克日方战，不用诈谋掩袭。祜行军至吴境，所刈人穀，皆计价偿还。每游猎江、沔，常在晋境停止，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被晋兵捕获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翕然悦服，称之为羊公而不名。祜与陆抗相对，使命常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抗每告其将吏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晧闻抗与祜交和，以诘抗，抗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孙晧用诸将之谋，数侵盗晋边，抗上疏曰：
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穀……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