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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6个月，外省则是两年。
男人们为妻子服丧的时间却只有她们的一半：在巴黎是6个月，在其他地方是1年。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唯一描述了相等服丧期的来源，寡妇和鳏夫都是两年。其中独树一帜的建议还包括：为父母服丧两年；所有其他人则限制到1年甚至按1828年《民法典》中的例子是6个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19世纪的推移，服丧期确实是延长了而没有减少。为祖父母服丧的时间从四个半星期上升到6个星期，为兄弟姐妹服丧的时间从两个月上升到6个月，为叔伯婶姨服丧的时间从3个星期上升为3个月。为直系表兄弟姐妹的服丧时间基本未变：1828年时是15天，后来从15天到了1个月。在第二帝国期间，父母开始为夭折的孩子穿戴丧服。
服丧包括三个阶段。依据寡妇的情形来看，她的主服丧期在巴黎要持续四个半月，在其他地方是6个月。在这期间，她穿黑色的绒线服装，一方黑色绉纱做的头巾和面纱，黑色的亚麻手套，不能佩戴珠宝，也不能烫发或喷香水。随后是3个月的部分服丧期，其间她可以将白色、灰色或淡紫色的服装与黑色的衣服混穿，可以佩戴玉制的珠宝首饰。服丧的礼节非常之繁琐，曾专门有一家报纸提供了关于每件事该如何做的细节，比如在哪一天可以用钻石代替黑玉或是用银质带扣代替铜质带扣。
在主服丧期，整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和仆人，都要着黑服，而叔伯姨姑表兄弟姐妹们除外。马车要装上黑色窗帘。服丧的人不能出现在剧院或舞会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也不能参加公众*。在最初的6个星期她们根本就不能外出，只能邀请一些亲近的朋友到家中来。女人在这期间不允许做刺绣，即使是在亲戚和朋友之中也不允许。
除了服装之外，其他一些私人性的东西也表明了服丧的重要性。这期间会使用黑边的手帕，哀悼者使用的书写纸也镶有黑边，顶部半英寸宽，底部1/8英寸宽。一旦服丧期结束，人们会恢复使用白色的信纸，但寡妇除外，除非她再婚，否则此后的余生中她将一直使用镶有黑边的书写纸。
19世纪关于服丧的一些做法令人好奇。尽管除了贵族和富有的家庭之外，这些礼仪并不会被严格地遵守，但这些程序化的礼节却建立起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仪。同上层社会的礼仪一样，这一切与18世纪的帝王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论
维克多？雨果在1871年2月22日写道：“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总会带上小乔治和小让娜去散步。你们可以将我描述成‘维克多？雨果，人民和孩子们的女仆的典型代表’。”公众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行线正在发生碰撞。雨果，没有把公众生活置于更高一等的位置，而是把他政治家的角色和祖父的角色看得同样重要。
孩子们确保了时间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儿子的儿子令我们陶醉”，那是因为当生命的循环一遍遍地自我重复时，时光的丝线通过他们交织在了一起，“看看我的让娜的让娜吧——那一定是我的梦想所在！”维克多？雨果对家庭的信仰进行了诗歌化的生动描述，这种信仰就是资产阶级通常会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进行的家庭内部庆祝仪式。庆典有时与信仰密切相关，有时则不是这样。这些场合是多愁善感、亲切温和、欢乐喜悦的，家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欢欣于自我的存在。同时这也确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独立于历史变迁和公众竞争之外的。
家庭仪式意味着私人时刻永恒不灭的本质。婚姻是这些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孩子和度假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就在其自身的典礼仪式中，满怀喜悦地凝视着它永恒的化身。
米歇尔？佩罗
安娜？马丁…福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