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领受圣餐，标准的年龄在7岁左右。
教皇的命令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詹森主义（17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注），延迟领受圣餐的理论基础。詹森主义者们将圣餐视作一种奖赏，而教皇坚持认为应该将其视为“对人类脆弱意志的一种补救”。如果一个孩子经过了两年问答课的教育，获取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为他们举行领受圣餐仪式，这是他们抵御诱惑和罪恶的最有效途径。
教皇法令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与第一次领受圣餐有关的各种表面文章。教皇法令的反对者们担心，这样做会“丧失严肃性，正是这种庄严使得第一次领受圣餐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四天”。众人按照特定的仪式一起领受圣餐这种方式是在18世纪中期被引入法国的，最初是在专门的宗教组织中，尤其是由耶稣会士把持的宗教组织中，其后很快就扩展到教区内。这种做法在1789年时还不十分普遍，直到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签订宗教协定之后才被广泛采纳。
生命中的大事（8）
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庄重特性使其演变成一种社交场合，像婚姻一样，其进行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男孩们穿着庄重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的丝绸臂章，而女孩们则像小新娘一样披着白色的薄纱和面纱。让斯伯爵夫人在1920年写道：“一个女孩的整个生命在两个面纱之间绽放——领受圣餐时的面纱和新娘的面纱。”在领受圣餐时，女孩们会收到价值可与婚礼时的“篮子”相媲美的礼物。只有那些并非家族成员的朋友才会送一些宗教性的礼物，像弥撒用书和玫瑰花束。亲近的朋友会送一些非宗教性的礼物，像珠宝、手表或是一流的艺术品。在19世纪末，当时的风俗是把礼物摆放出来，旁边放上赠送人的卡片，就像送结婚礼物一样。
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意味着这一场合不再那么像是婚姻的预演了。人们送给一个7岁女孩的礼物和送给一个12岁的青春期女孩的礼物是绝对不同的——送同样的礼物是荒谬可笑的。这样一来，年幼的孩子们不再那么专注于礼物和自身的外表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是宗教权威们并未意识到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中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在那一天，全家人穿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新的。父母也要穿新衣服。尤其对于母亲而言，领受圣餐正是从丈夫那里获得一件新衣服的绝好时机。裁缝那里早已有很多预定单了。对于家境贫寒的女孩子们来说，要有价值法郎的服装，紧身胸衣和面纱要另加法郎。对于富有的人来说，要有价值130法郎的外套，并有价值15法郎的童帽与之相配。缎带的样式很多，价格从法郎到40法郎不等。
毫无疑问，教皇希望通过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来减少与领受圣餐有关但却与宗教无关的表面财富展示。但他并不想有损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庆典的庄严可以激发起教区内教众的热情，唤起参与者亲朋之间的真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都是在复活节举行的。这种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开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庆典，许多人都不愿放弃它。数年之后人们会回忆起这个仪式，重温当时的快乐和神圣。
除了所有人都会进行庆祝的年度性节日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人典礼。这些家庭庆典好处多多，尤其对于融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这些家庭内部的仪式比如命名日和生日这样的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日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性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免费电子书下载
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日。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日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10）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性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性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性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当19世纪的人们谈论起服丧期的长度时，是为了对服丧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一事实表示悲痛。服丧期的长度被看作是一个正直社会的标志，而事实却恰恰相反。18世纪的一项皇家法令将宫廷的服丧期削减了一半：如果是丈夫死了服丧1年，妻子、父母或祖父母的服丧期为6个月，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1个月。
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