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但在他们的眼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础。核心家庭是指由强大的感情联系结合在一起，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5）
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莱蒙内斯和普鲁东的信徒。这群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根除的；妇女必须顺从，只有顺从才有自由；婚姻，作为秩序和道德的守护者，要实行家长制管理，是不可分拆的。特别是普鲁东一直宣称有活力的纪律、凌驾于声色之上的纯洁和高于享乐的工作是卓绝的、有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私人组织生活的元素，所以他们希望婚姻家庭能够吞噬公有社会，彻底消灭国家。
从傅立叶到普鲁东，很显然都没有向更大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很显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应付两种要求：一种是周围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它批判无产者的“野蛮”，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家接受他们体面的、傲慢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他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他们而言，家庭经济和家庭伦理是阶级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者自己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前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相信实际的、斩草除根的革命。道德高尚的团体——公社，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团体——将会建立一个小型的利他的企业模型以供其他人仿效。被卢梭称之为透明的东西所带来的殷望，升级了阿方丁与一些坚持认为私生活权利能保证妇女尊严的女性圣西蒙徒之间关于“道德的宣传”的争论。在《我的未来法律》一书中，克莱尔？德玛尔抨击一些婚姻仪式，还抨击了“可耻的法律案件的公开宣判，它使我们的法院和法庭到处充满像通奸、阳萎和*这样的字眼，还带来令人厌恶的调查和拘捕”。
布朗基主义，甚至*主义都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抓住权力的问题。政治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它拉开了经济革命的序幕；国家的权力是紧紧地抓在统治者的手中的。在社会学分析中，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传统习俗被归入到上层建筑的构架中。恩格斯赞成巴霍芬，特别是摩根关于在原始的、快乐的、主张人人平等但未开化时代存在着母系制的结论。他认为母系制的废除是“女性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他认为，在恢复男女平等的条件还不成熟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和对生产方式控制权的争夺是必须的。妇女们被要求让她们的女权主义服从阶级斗争，性别之间的斗争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此后，女权主义又受到谴责，被认为其大部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误解。
*主义（和现在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把人类学排除在了“理想主义者”之外。这一结论是从*的《德国思想体系》中的明确论述和黑格尔的《权力哲学》以及*对国家与公众社会、个人与国民的二元论的否定中得出的。一份毫无作用的*主义的分析结果低估了财产、遗产和死亡的重要性。
然而，不仅是*的社会理论忽略了家庭，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也忽略了家庭。涂尔干专门从事研究普遍的社会情况，他通过忽略空间性来“彻底摧毁人类学”。同时，实证主义者的编史工作专门集中在政治和国家的建立以及把私有领域从它们的观念中排除这些方面。
即使当家庭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消失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时，家庭在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例如格雷维、西蒙和费里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重要的位置。当正在思考家庭的消失时，家庭政治开始了。这是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所担负和指派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潜在价值。
家庭，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管理着私有利益，而这些私有利益的发展是国家权力和人类进步的根本。作为生产的关键，家庭保持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营着财产使之代代相传。作为可再生产的组织，家庭生育孩子并承担他们早期社会化教育的责任。作为种族的守护者，家庭有责任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和健康。作为国家意识的熔炉，家庭要反复灌输国家建立的有象征性的意义和记忆。家庭确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和礼仪。
特别是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好家庭”就是国家的基础。对家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都属于同一种情感，这两种爱都是关于人类的爱。因此，国家对家庭的关注不断上升。开始，国家只是关注贫困的家庭以及家族间联系薄弱的家庭，后来，关注起了所有的家庭。不管怎样，在贯穿差不多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家庭的行为是独立的。在中央集权的外表下，有很多变化要归根于宗教和政治传统、社会阶级和地方差别。
家庭和财产
家庭不仅仅是个人和资产积累的一张大网，还是姓氏、血缘、物质和具有象征意义财产的继承和传递的载体。它首先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所有值体系。
原则上，《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旧法律，不允许立遗嘱并取消长子继承权，还制定了一项男女平均分配财产的法律。通过观察，这诸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场革命。皮埃尔？里维埃，诺曼底的“红眼睛杀亲者”；杀了他的母亲（并连带杀死了他的妹妹和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母亲太喜欢全权掌握家庭财产而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与诺曼底的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事态吗？这位母亲； 她不断制定合约又不断打破这些合约； 在儿子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魔鬼，也是一种威胁。
《民法典》真的如安德烈？阿诺德认为的那样制定了“资产阶级和平的章程”吗？相反地，它一直在努力去发现继承权的传统价值究竟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父亲在继承权的父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还保留着多少。丈夫“独自管理集体财产”（1421），他的权力只受婚姻合约的制约，但是婚姻合约，这个有特征性的法律条文，在19世纪的时间推移中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在还经常坚持“嫁妆制度”（妇女的嫁妆以契约的形式保存，以免成为公有财产）的奥西坦尼亚也是如此。在普罗旺斯和兰乌多克以及奥西坦尼亚内地，这种淡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同样的趋势在诺曼底也被提及过：在鲁昂，夏林发现，在1819～1820年间，有43％的婚姻是有合约的，在19世纪中叶这种婚姻占24％，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婚姻就仅占17％了。
为了保护妻子的财产同时也为了防止破产而保留最少部分家庭遗产的奁产制只有幸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留存下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资本家往往把奁产制用作预防性战术措施，他们的财富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在法国，遗产中不动产的分割一般要分成几个比较小的部分，由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各自保留一份。这样就会减缓向城市的移民或者调整工业化的进程，这正好与英国所发生的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主干家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内容非常多。比如在热沃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通过各种办法来废止那些法律以保护他们的财产。父母——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一生中会签署许多协议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财产不受损害，或者他们中没有得到财产的可以得到补偿（有的孩子可能会临时离开家一段时间，为的是当他们回来后可以由于自己放弃了部分家庭遗产而得到现金赔偿）。然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一直不结婚，在田里干活或者做家务。当个人主义逐渐普及后，要想仍然通过这一系统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显得越来越难了。
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遗产。自始至终，整个19世纪中大约有2/3的人在死后没有留下遗嘱。
因此财富实际上变得更加集中。在巴黎，1820年至1825年的5年间，1％的人口占有了所有财富的30％；到了1911年，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缩减到了总人口的；在波尔多和图卢兹的情况与巴黎完全一样。里尔的形势更加严峻，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8％的人口拥有1850年城市财富总量的90％，1911年竟然达到城市财富总量的92％。中产阶级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上升对于整个城市的财富分配没有丝毫影响。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失速社会的概念：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家庭因财产分割问题而引起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
总的来说，财富的过分集中相对而言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获得财产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房屋的产权绝对不能放弃。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穷人只想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亨利？伯勒（司汤达）的父母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惦记着他的“财产”。19世纪初期，在格勒诺布尔的小资产阶级中，钱“虽然是生活的必需品，像厕所一样必不可少，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到钱”，钱是他们避讳的东西。然而这一“世界性的财产”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受到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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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期，国家财政18％的收入来自于对城市固定财产的投资，41％来自农业产品，相比之下，股票和债券只占了。19世纪末，由于公司的兴起和新银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