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需要解决一些法国革命导致的政治、法律以及社会重建等尖锐问题，19世纪初的法国为家庭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法国人的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公有和私有（或公有和私有领域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公众社会的性质；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
自由党人在各个方面都热衷于努力在公有和私有之间建立一个分明的界限，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所理解的私有利益，比如凝聚国家的力量。“共和党将会赢得民众的喜爱，”史达尔夫人写道，“只要它尊重私有财产的独特性。”她呼吁国家“不要命令，不要压迫”。本杰明？康斯坦特观察到了“当我们运用权力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我们的私有利益时，自由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了”。史达尔夫人和本杰明都将过去的社会与现代的社会进行过对比。在过去的社会里，国民为参加政治和战争而活着，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完全地被自由主义的态度鼓舞，忙于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为了专心致力于私人的活动，国民把公共事务信任地交给了他们选举的代表。公有和私有范围的划分要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政治活动的细化也要求有一个经验丰富和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执行者。
齐内特完全领会了这个需要。在回忆黑格尔的讲话中，他剖析了政府的多项功能。为了维护秩序和解放社会权力，公众社会的统治者不得不和能够决定社会活动一切方向的政权结盟。这以后的政权被信任地交给了一群有决策天才的人和一个精英团队：这是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毫无意义、乱七八糟的聚会。尽管社会权力大部分是属于国民的，但并不属于女性。父亲作为家庭的主人，是家庭的中心，尽管父亲的权力“表达了更高的美德，更适合进行公正的判断”，但这不是*。齐内特认为，家庭是一个可以不断进行谈判的地方；它是*的最初形式。“不管在哪里，*选举权是更真实和广泛的。*选举在家庭中变得普遍。”
鲁耶尔－科拉尔和托克维尔都关注公众社会的实质内容。鲁耶尔的观点认为，“法国革命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个人……从缩小的社会到显露弊端的集权管理。”他认为，比如像公社这样“自然的组织”和家庭是激进主义的解毒药。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都对私有生活的吸引力很敏感，但是他对极端个人主义——都旁男爵所推崇的“每个人都应该待在自己家里，都只要为自我服务”的个人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专制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可怕的，它认为人的孤立生活是生存的最好保证，一般地，专制主义会尽其所能地把人分开……它给那些在这方面严于律己的人授予好公民的称号。”托克维尔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思考怎样把私人的快乐和公共的行为协调一致。他提倡社团组织，高度评价美国家庭的好处，他相信这些好处可以打造一个社会团体。“*政治把社会团体扩大了，但拉紧了自然的组织。当它分开民众时，却让亲属走在了一起。”自由党派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是“自然”的团体，是个人幸福和公共利益的关键。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成功的家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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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也是传统主义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代表人物有复辟时代的路易？勃纳德和后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弗雷德里克？勒？布雷和他的学派。传统主义者批判世风每况愈下，批判性别角色的颠倒混淆和男人女性化。不道德的家庭和逃避职责的妇女要成为战争失败和社会不安的替罪羊。复辟和道德秩序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即20世纪的傀儡政权。
在复辟时代，传统主义者从以下三个领域攻击新生事物。在宗教领域，家庭是传教士最喜欢的主题之一。“还有比家庭更好的地方吗？”这是1825年流行的一首赞美诗。在政治领域，传统主义者攻击离婚制度。1792年立法通过离婚制度，但是在1925年又被取缔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勃纳德是家庭的倡导者。贵族阶级大量研究和引用勃纳德的著述，以帮助他们提高道德标准，希望重新树立他们的形象。然而，贵族阶级令人目眩的奢侈和*糜乱生活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当导游带领游人参观废弃的城堡时，在他们的解说词中还时常提及。事实上，不管怎样，这些景象只出现在早期阶段——贵族阶级的黄金时代。
在勃纳德与致力于主张取缔离婚制度的议院议员的谈话中（1815年12月26日），我们可以找到他关于家庭的一种看法。他认为，离婚本质是荒谬的，它不仅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不公正的伤害，还违背了伦理道德。对于情感的权利，勃纳德是默认的。他对婚姻中爱情的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要求爱的一般是妇女和威信较弱的父亲，“真正的家庭*，是允许妻子，弱势性别，能站起来反对夫权的。”然而，妇女的伟大在于遵从她的丈夫，如果她是一位寡妇，则遵从她的长子——家庭继承人。家庭，其本身就是父权的君主政体，是君主制度国家的基础，是贵族社会稳定、长存、持续的保证。父亲是家庭与生俱来的主人，就好像君王是法国这个大家庭与生俱来的统治者。复辟君主制度就是复辟父权。“为了从人民手中努力得到国家，就必须从妇女和孩子手中努力得到家庭。”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合约，同时也是宗教和政治行为。“家庭需要传统习俗，国家需要法律。加强家庭权力，因为它是公共权力的天然成分，把妇女和孩子的所有依靠奉为神圣，这是人们坚决服从的保证。”
弗雷德里克？勒？布雷的思想既不反对革命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他的原意是试图通过社会学上的观察来推进家庭事业。勒？布雷反对国家扩张，希望通过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义成“美德加面包”来重现公众社会的光彩。在《欧洲工人》（1877）中，他写道：“私人生活的特征烙刻在了公众生活中。家庭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勒？布雷是站在自由党派的对立面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泛滥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十诫”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导致了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化。为做补救，他提出了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复辟，主干家庭的财产只让父母选择的唯一继承人来继承（在比利牛斯山脉，这种没有分割的继承财产称作melouga；在热沃当，则是oustal）。勒？布雷对主干家庭和《民法典》所确立的将家庭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世袭家长手中的世袭家庭进行了对比。他坚持认为等级划分不仅仅是“自然的”，还取决于天分和功绩。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4）
等级制度是平衡的一个条件。但是领导者也必须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属僚。“社会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是赞助人没有履行他们职责的结果。家长制度和赞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布雷和他的信徒埃米尔？彻松还认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在勒？布雷的专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低层家庭里母亲的角色、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家庭琐事的大量信息资源。
勒？布雷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大概是19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和运动，它让家庭成为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加上共和党派及其支持者涂尔干社会学团体的胜利，这些先进的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家庭是这个时期的无辜牺牲者，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对家庭研究的兴趣。
在*主义否认私人生活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之前，社会主义者认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所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批判家庭，但没有人主张取消家庭。同样也几乎没有人幻想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是因为性别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有傅立叶、阿方丁、女权主义者克莱尔？德玛尔和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西奥多？德扎米，他的《社团法规》就反对卡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严格的“家庭主义”。德扎米宣布“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专门养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义！不要婚姻统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离婚自由！”而卡贝抨击自愿独身主义，认为“同居和通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美国的城市诺伍，卡贝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卡贝发现他自己会与那些拒绝把她们的华丽衣服换成统一制服的妇女们争吵。
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这两方面，傅立叶的激进主义是个例外，而且“绝对极端”。尽管他宣称妇女是“无产者的无产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妇女是进步的关键，“妇女特权的扩大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在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里，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内部转换、选择性伙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简易离婚。他在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中体现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他倡导计划生育和流产。傅立叶在性方面的激进主义让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兰特和女性追随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删除了他的著作，拒绝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会的爱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拒绝承认所谓“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侣，就像其他“伟人”的妻子一样，被推到了幕后。
跟随阿方丁的圣西蒙徒，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皮埃尔？勒鲁、龚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兰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赞成家庭形势现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内的男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