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11部分

某日，傅斯年走在大街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他将此语写在文中并发表，很快在学生们中获得共鸣。五四运动中，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进行演讲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便摁了一声喇叭。大家登时想起了傅之语，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将汽车掀翻，打砸起来。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会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规定。

下午，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开始游行。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当时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镇压，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包括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傅斯年因离开较早，未被逮捕。当晚，他回校后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罗家伦语）胡霹雳发生争执，傅主张将主要精力放在营救被捕同学上，而胡则主张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由争执发展到肉搏，胡打坏了傅的眼镜，傅大怒，“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自此，傅斯年退出了五四运动。

同年10月，傅斯年反思五四运动，在《新潮》杂志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傅斯年在纪念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一文中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壮怀】

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在给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信中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国留学的俞平伯半途而废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数学、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成，拿个文凭回国求取功名，而是踏踏实实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在给胡適信中说，他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从不与学生讨论政治话题，他要求青年潜心学问，不许他们谈论政治，唯独对学生何兹全（好友何思源的堂弟）例外。一次，何兹全和他说起党派和主义时，说自己1926年便加入了国民党，傅斯年说：“我的理想只是民主加社会主义。”

1948年，傅斯年对陶希圣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陶希圣笑着说：“可惜很少人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炽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为伪满洲国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的谬论。此书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接受此书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的领土。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了“居延汉简”。次年，汉简由北平图书馆收藏。1933年，胡適与傅斯年经过协调，将汉简移至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汉简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国民党对日妥协，与日本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当时，傅斯年与老师胡適的观点发生分歧，胡適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主和，而傅斯年坚决主战。他看见胡適发表的《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胡適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后经丁文江劝解，他与胡適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胡適的真实意图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1935年，傅斯年和俞大綵的儿子出生，傅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傅的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罗家伦极为不解，傅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抗战前夕，傅斯年抨击亲日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致抗日；抗战爆发后，他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殉国，傅斯年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并不断撰写评论时局性的文章，鼓舞民族斗志。

傅斯年最初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他曾撰文评论国民党要人，并不认为蒋是合格的领袖。抗战爆发前，傅屡屡撰文表示对蒋政权对日政策的不满。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提到蒋介石，也只以“蒋”或“generalissimo（委员长）”代替。西安事变后，傅对蒋的好感大增，信札中蒋的称呼也换成了“蒋公”、“介公”或“蒋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曾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

抗日期间，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写道：“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乐成回忆，在重庆时，傅斯年穷到每餐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还喝稀饭。那时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时刻，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全白，并患上高血压。他对友人叹道：“我是从少年突然进入老年的。”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了。第二天罗家伦去看望傅斯年，傅连床都起不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北大复校时，代理校长傅斯年对伪北大人员深恶痛疾，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北大的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说情，但傅顶住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

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河北高等法院经审理后，宣判其无罪，傅斯年搜集鲍的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抗议，要求对鲍进行严惩。

【大炮】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多次炮轰要人。程沧波回忆说：“他（傅斯年）在重庆时一日忽论当时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居（于右任），‘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阿弥陀佛（按：考试院长戴季陶平日向佛，刘半农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戴只念佛不干事）。’论孔（祥熙）：‘他凭哪一点？’”

1932年，傅斯年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文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指责。傅说，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崩溃，国民因失业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军阀则是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

西安事变发生后，傅斯年极为震怒：“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他主张出兵讨伐张、杨，同时发表《论张贼叛变》等文章进行声讨，称张学良“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傅说，越是大军压境，张越不敢加害蒋，一旦大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擒，“只有蒋能救他（张学良）一条性命”。

傅斯年向来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质疑孔祥熙的能力，揭露孔氏一门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并未理会。从此，傅便千方百计搜集孔氏的罪证材料，准备弹劾孔。时在美国的胡適得知此事后，写信劝他不要贸然行事。但傅斯年仍坚持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程沧波曾记述傅斯年搜集孔祥熙罪证之事：“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