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害怕红卫兵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随后自报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大骂道：“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蹲牛棚”期间，冯友兰饭照吃，觉照睡，早餐是一个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曾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虽受了斥责，但他的要求居然得到了满足。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但51岁便去世。他长年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工作，原本冯友兰可以活动活动，将儿子调回北京，但冯却没有这么做。幼子逝世后，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生命最后的几年间，冯友兰旧病丹毒复发，1983年，冯友兰又被诊断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他住院的频率极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宗璞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冯友兰竟然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
冯友兰后半生经历艰辛坎坷，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曾作诗托人转达毛泽东，诗云：“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又写《咏史》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来看望他，他又写有颂扬毛泽东的诗句：“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时，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曾想将入秋，冯便转而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做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九十诞辰之际，设家宴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人，梁漱溟也在邀请之列。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即梁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台湾学者周东野到内地访问，见到冯友兰。冯问及故友，听说周负责钱穆著作的出版事务，希望周能给他带一本钱穆题词的《晚学盲言》。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说完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钱穆”二字，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没有送到冯手中。
容庚对冯友兰批孔嗤之以鼻。1973年10月16日，有学员问他：“你现在批不批孔？”他说：“我不批。”学员要他向冯友兰学习，容庚说：“冯友兰过去是我的老同事，给蒋介石讲过课，现在批孔是个两面派。”
王友琴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
何兆武讲到，他曾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读到邹承鲁的访谈，记者问邹：“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余英时评价冯友兰：“我认为他的思想最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只要读一读《新事论》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他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至少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40年代中，他对蒋介石曾有此期待，不过《三松堂自序》中故意丑化蒋，把真相完全掩饰了。但我们仍可从他在《自序》中对毛的态度看得很清楚。1949年他上书自效，却得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答复，虽心中‘有一点反感’，得到御札则引为无上光宠。”
季羡林对冯友兰的评价是：晚年善终，大节不亏。“文革”后冯友兰重新回归到独立思想的学术境界，他穷余生写下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便是明证。薪尽火传，冯友兰做到了“殁，吾宁也”。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诞辰，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已做好准备，邀请海内外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参加庆贺冯诞辰95周年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这几年间冯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W/U）但让大家意外的是，冯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坚持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十年前，85岁的冯友兰决定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为七册。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6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坚持重写。十年来，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并且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却坚持著述。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此书的写作。
冯友兰完成此书后，宗璞既喜又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冯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不久前辞世的钱穆。11月26日，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本已准备好的寿筵，变成了葬礼。
【评说】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等著作至少可以和章太炎的《说名》、《说性》等名篇并驾齐驱。
饶思诚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何兆武对冯友兰并无太多好感：“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文革”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一次开会，何兆武遇到涂又光，涂正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三松堂全集》，何问涂，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涂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
何兆武则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为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五四、壮怀、炽热、大炮、霸气、敦厚、率真、介直、干才、铁腕、革新、留洋、治学、情谊、龃龉、逸事、身形、孝道、姻缘、去留、谶语、长辞、赞誉〕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曾自豪地追忆：“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某日，傅斯年走在大街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他将此语写在文中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