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 第63部分

“这也是理所当然。舆论地阵地，宪政党不去占领，革命党就会想方设法去占领，反过来也是如此。”

有心的日本警察做过统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倾心于革命者甚众，几乎十之八九，但一年后在深入学习西方文化、亲眼目睹日本现实情况后此种比例就开始下降——革命简单，建设却难。及至《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颁行，宪政派势力大张，中国学生参加革命党会议或集会、编写革命报刊的热情也急剧下降。至前月吏部拟定的《高等文官考试暂行办法》公布后，很多人收敛了革命心思开始埋头苦读——说到底出来留学的学生要么是官费，要么是家中颇有资财的富家子弟，有多少人能够挡得住回国做官的热切呢？科举已废，朝廷招揽高等文官必然要以西学为

少人摩拳擦掌，很想博取个光宗耀祖，自然对革命派及。在此种意义上，《朝日新闻》宣称皇帝为新政偶像地言论倒是言之凿凿。

“形势看好，却不能掉以轻心。”皇帝沉思片刻后道，“革命党如蔓生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日松懈便会死灰复燃。现在舆情动荡、人心思变，你们更是要抓紧一切机会加以分化打压。”

梁启超笑了：“臣亦有此种考虑，已草就一篇《所谓远距离革命家》，准备明日刊发，给乱局再增添一点新意，特前来请皇上过目。”

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字，先是列举了革命派历年所发动的九次运动，包括1895年广州变乱，1900惠州三洲田变乱，1907年5潮州黄冈事变，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事变，1907年9月钦州防城事变，1907年12广西镇南关变乱，1908年3广东钦州、廉州事变，19084云南河口事变，1908年11月安~仆”，毫不客气地指责革命党领袖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更何况“孙文等人不事生产，却享中产阶级生活，何以所供养？”

—

“妙哉，‘远距离革命家’不过六字，却将此等人物勾勒得惟妙惟肖——党首空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他人子弟回国送死，自己却一个个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举事，所谓革命领袖怎么不亲自上阵？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怎么一点事没有？真可谓一语中的！”

“皇上圣明，孙文惯会以大话欺人，可怜热血青年被他们骗得一筹莫展。”

“孙文就是一传销领袖，杀之何用，得之无益。”

“传销领袖？”梁启超不解。

皇帝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忙解释道：“便是诸如洪、杨等邪教首领。”

“原来如此。”皇帝经常时不时蹦出新名词，梁启超多少也习惯了。

“革命党有毒，青年无辜。故朕一直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用文章大义打倒对手，却不能用铅弹炸药消灭对手。不然，单就孙文一人，朕派遣若干大内高手便足以置其于死地。”

“皇上宅心仁厚，可惜这帮人却如此冥顽不化。”梁启超叹息道，却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说道，“《民报》被查封后，章太炎已与他人势如水火，变乱在即。”

“是么？”皇帝微微一笑，“那便需要再加几点力气。”

“皙子也如是说。谓刘申叔既有悔意，又有章炳麟之证据，不如便照样刊登，以撼革命党。”刘申叔即刘师培，系与章太炎齐名之国学大师，学问极精深，唯做人首鼠两端，先入革命党，后又叛出。林广宇在穿越前对其所研究之中国中古文学史成果极为推崇，谓其为“300年来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一人”，可对他地节操亦有诟病，此番梁启超说起，皇帝也想了好一会儿，一时难下决定。而所谓章炳麟之证据，却是他与刘师培之间的通信，希望通过他与端方运动，取得谅解，不料刘师培后来回国后公诸舆论而为己晋身之阶，此举也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你是何意见？”

“以皙子一贯信奉地王霸之学而言，此计倒是好计，足以引发革命党内讧。只是臣唯觉得太过毒辣，章炳麟未必就范，亦足毁刘申叔，况且……”梁启超期期艾艾说不上来。

“刘师培首鼠两端，你不耻尔？”

“耻不耻另当别论。只是其举动怎么都算是幡然醒悟、回头是岸，皇上用人该用其长，去其短……何况，厚待刘师培才能引后继者弃暗投明……”

皇帝长叹一声，终究是爱才，便在心底原谅了刘师培，提起笔来在清样上“刷刷”写下数语：“明日将此刊为头栏广告，务必让东京众人知晓。”

广告只有一句话，却让梁启超大喜过望，连连磕头道：“皇上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实为万民之福！”

究竟是何言语呢？…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二十六章　…　应对之策

告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聘太炎先生为御前一等辨麦。

6前，章太炎与写作《革命军》的邹容在《苏报》大发革命文章，章劈头就是一句：“载湉小丑，未辨麦……”惹得慈禧大动肝火，非要置之死地。只因为两人身在租界而仅以入狱处理，判刑亦极轻，邹容在狱中因条件恶劣而染病身亡，章太炎刑满释放后远赴日本。现在皇帝这么一说，便是不计前嫌的表示，在梁启超看来当是极大的宽宥。

当然，更绝妙的是，无论章太炎从与不从，这都是个绝妙的利器，足以在革命党人之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

“革命党不是铁板一块，也有矛盾，也有不和，倘若一味高压，彼等如无出路便会聚集在一起，如果朝廷示以怀柔手段，则必互相猜忌。”皇帝笑着道，“这便是急则相援、缓则相图的道理。”

“皇上圣明。”梁启超佩服地五体投地，这一招王霸之学既没有杨度那样过分，也不像自己那样柔和，却是用了巧妙的方法直刺革命党的软肋。

“可告诉刘申叔，让他联络在日人士反正来归，孙文的脑袋朕没有兴趣，那些误入歧途的才能志士却为朕所需要，如能归来，一概既往不咎，即便回来后反悔，朕亦准其来去自由。”

“远距离革命家”六个字随着梁卓如的如椽之笔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标志性符号，随着《帝国日报》地发难，海外华人亦掀起批评革命党领袖地风潮。看到文字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当即就和中介人宫崎寅藏吵了起来。张继、谭人风、田桐等也议论纷纷。章太炎为保证《民报》的出版经费。最困难时穷得并日而食，两天才吃一块麦饼充饥，此时看到梁启超地文章勾起了新仇旧恨。第一个按耐不住，跳起来公开指斥孙中山贪污——1907年孙中山被驱逐＋＇的两万多日元，而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但收到如此巨款的孙中山只给经费极其困难的《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全部余自己带走。甚至领着一帮人跑到宋教仁、胡汉民的住处叫骂。

“炳麟兄，你不要太过分！”胡汉民为孙中山辩护，“款子是日本朋友送给孙先生地。自然也该由孙先生全权处理。”

“走便走，要他们钱做什么？活像一条丧家犬。”张继插话，“拿了钱又不声不响，哪有一点革命领袖的风范？”

“胡说，孙先生不是已经给《民报》留了一笔款子么？什么叫做不声不响？”

“好哇，孙文拿了2多元，一转手给了我们2000元，你以为打发叫花子啊？”

“太炎先生说得对。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孙某人的，孙文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

宋教仁出来打圆场：“两位火气不要太旺，孙先生将钱都用于购买枪械和供应起义军军需了。《民报》办报不是不重要。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起义迫在眉睫，报纸的事情总可以缓一缓。”

“你还有脸说这事，这我还没和孙文算账呢？”章太炎脾气上来后谁也挡不住，“他买的军火我知道，都是村田式，这种落后式样地枪支在日本早就不用了，偏他还出高价购买献多花钱也算了，用这样破旧的武器去发动起义，不是徒然让同志们送命么？哦，我知道了，孙文是所谓的‘远距离革命家’，不用自己上战场的，自然也不在乎落后不落后。”

张继诘难道：“除了这2元，孙文其他花销账目也是一塌糊涂。他岁岁赴南洋筹款，累计不下百万，这几年却花得一干二净，我倒想问个清楚，他还有没有廉耻二字？”

至于孙中山那模糊一片地财政收支，一方面确实不曾公布，另一方面也很难公布——大量的经费开销用于购买军火且不能透露真实姓名，否则下次谁还敢和革命党做生意？但外界一旦查无此人，便认定纯系捏造；另一大笔开销则用于收买国内会党，但会党多系狡诈之徒，拿了钱财要么是纯粹欺骗而挥霍干净，要么因时机不利而不敢

｜片沉寂地事实，就是把钱扔水里都有响声……

宋教仁愤愤地一跺脚：“你们休要中了清廷的挑拨离间之计。”

“挑拨离间？夸大事实曰挑拨，无中生有谓离间，现在我们所说的样样事情都有真凭实据，你怎么辩解。”

“炳麟兄，不要同他们讲了，这是孙文怎么辩都洗不脱的。所以我说，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党首之命！”

忍耐多时的胡汉民也是怒火中烧，甩下《帝国日报》便骂道：“章炳麟，你不用假惺惺装好人，你嫌穷是不是？你嫌清苦是不是？鞑子皇帝聘你做御前顾问，你去做便是了！”

章太炎愤然离去，次日便率领同盟会中的江浙派另立山头，恢复了光复会这一旧有组织，并公开声明“余仍以革命为大义，但决不认孙文这个领袖”——孙章决裂便在当日。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风雨飘摇，不要说对宪政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无力采取防卫，便是内部的也乱成一团。目睹此种情形的汪精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虽然年仅26岁却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出任评议部部长三年之久｜理下辖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三部）。

如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