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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进得殿去，不待三人说出死罪的话语，皇帝的质问便如排炮般地压了下来：“好哇，内政部真能，居然让革命党如此猖獗，是不是等他们闹腾到了御前尔等才重视？”
这差不多就是诛心之语了，赵秉钧地脸吓得惨白，连连磕头。口称死罪，善耆和徐世昌也是称罪不迭。
好容易捱过了皇帝的三板斧，众人只觉大汗淋漓，虽然不过初夏的天气。浑身却是燥热，后背上的汗早就将衣服浸得湿透。
咆哮了好几分钟之后，林广宇的怒气也发泄完了，面色也好转了不少，口气亦松弛下来：“都起来罢，朕还指着你们维持治安呢，若是京城也闹翻天，朕找谁办事？”
三人诺诺连声，大气也不敢出。此事虽然不关徐世昌的直接责任，但他贵为总理大臣，对内阁和各部负有总揽要责，是故也不能不陪着一起挨训。
“凶手可有眉目？”
“不曾。”善老老实实说道，“奴才已经命得力人手赶赴天津，就是把天津城翻个底朝天，也得把凶手给揪出来。”
“嗯，直接行凶的两人已毙命当场，从身份和举动来看是革命党无疑。不过朕心里总有疑问，钦差大
隐秘之行动，如此周全之护卫，为何还有这样的事情部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这两人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他们行凶的凶器是谁供给他们地？钦差使团的路线时间到底是谁透露出去的？背后有没有洋人在暗地里撑腰……”
林广宇一口气提了七八个问题，善耆连连点头：“奴才都记下了，这就派人前去勘察，由赵大人亲自坐镇。”
听得他如此说，林广宇的心情好了一些：“宪政维新，全国瞩目，倘若钦差大臣因为刺客而亡，弄不好就是一场平地风波，朕知道革命党防不胜防，可内政部担负着天大的干系，朕不指望着你们还指望着谁？”
……
事发之时，张镇芳等人同样在家中焦躁地等待消息。
甫一开始听到回报的消息说暗杀成功，炸弹炸响且有人当场横尸街头时，两人一阵窃喜，脸上满是得意之色，若不是极力加以克制，说不定当场就要跳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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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而来地消息就不那么妙：炸弹虽然是炸响了，钦差使团也有人因此而毙命，但最关键的两人，载泽和岑春煊却是安然无恙，对目标全力对准两名钦差的阴谋家而言，不啻于不折不扣的失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可能暴露的后果横生一股担心。
情急之下，张镇芳和高盐商差点克制不住要头撞南墙，后来听说刺客毙命当场，没有留下活口后惴惴不安的心情才有所缓解，想着办事足够隐秘，应该能够蒙混过关。
两人在这边着急上火，端方在另一头心急如焚：事发之后，他亲自上门慰勉，但两名钦差的态度居然如出一辙，谓心情浮荡、情绪极差，需要静养为由拒绝了端方的慰问，堪堪给了好大一个闭门羹。若是平时端方必定拂袖而去，但这次不同，他深知其中厉害，对两人地态度也有所谅解，只是在底下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能有什么法子让自己心安下来。
天津城的警力，除了部分保护现场，追查线索外，其余都已经用来护卫钦差大臣驻地，可谓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就是一只鸟儿飞进来都要费老鼻子劲。但端方仍然觉得不满足，潜意识里，他认为革命党仍然躲在暗处窥视，准备在冷不防的时机给予钦差大员们予重击——这如坐针毯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只有到得晚间，等赵秉钧带领人手从京师风尘仆仆赶来之后，载泽和岑春煊两人方才心安，四人亦碰了头，端方心里那块石头才有了放下地机会。
望着连连赔罪的端方，岑春煊和载泽苦笑不已，只能说：“午桥，你也别往心里去，这事不能完全怪你。情急之下，心神不定，白天着实难以见客，请你谅解。”
什么叫做“不能完全怪你”？这分明就说是有一部分责任在端方身上，但端方在阵脚大乱的情况下也没听出其中的奥秘，只连连拱手道：“两位大人受惊了，受惊了……”
赵秉钧道：“此次事件，皇上雷霆震怒，特意委派我前来全权查办。当然，对岑大人、泽公爷的遭遇，皇帝、几位王爷、徐大人都极为关切，恨不得亲往慰问……”
“倒是劳烦阵
日细。因此，改革弊端丛生的盐政，已成为非常迫切肋问题。不
少忧回忧民之士，着力于盐政改革。随着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及一
系列革命运动的进行，在盐果、会党、士匪等欺压下的人民面对私
盐贩卖活动的猖撅，要求改革盐政的愿迢也越来越强烈。
盐政改革是在辛亥革命中独立的各省进行的。各省在摆脱了
清廷酌统治之后，纷纷进行盐政改革，废除旧盐商的引枚和票权。
首先实行改革的是四川邓车可，实行废除引岸，就场征税，自由贸
易。接着有两广次行废除引权，福建收回引岸，改为宫专卖等等。
两淮、两浙是故商势力最顽固的场区，这里改革呼声也最高。两淮
改革派代表张穿着了《玫华全国盐法意见书》，主张组织制盐公司
第三卷
第四十一章 … 革命前途
杀一事虽然太过骇人，但静下来思考，其中不无蹊跷使团的行踪所知者少之又少，而且为了掩人耳目，队伍中还特意准备了额外五顶轿子进行掩护，刺客如何能轻而易举地直冲钦差大臣而来？
载泽和岑春煊一番盘算，钦差使团的路线与日程除了自己知道外，直督衙门也是知情的，端方间接也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端方虽然有苦说不出，但眼下不是耍脾气、闹情绪的时候，他态度很诚恳，小心翼翼地陪着说话：“此事疑点甚多，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凶手虽死幕后仍在，务必要纠拿出来，倒是要劳烦赵大人费心了……”
载泽和岑春煊是明白事体之人，也不会相信暗杀是端方授意的。因此清查直隶盐政虽然损害了直督的权益，即便有所不满也万万不至于发展到买凶杀人的地步，更何况出事地点就在直隶境内，本来就有责任，更不必行如此愚蠢的动作。
到底是谁呢？赵秉钧带领缉拿人手开始了多方侦探，为了不打草惊蛇，《帝国日报》除公开谴责暗杀举动外，就轻描淡写地报道了凶手毙命当场的消息，为了“证实”起见，还破天荒地第一次配发了新闻照片。张镇芳等人原本心里的担心一直提高到最高级别，但眼下这等情形，特别是连着好些天没有动静，绷紧的弦也就开始松了下来。
直隶地地头。喧闹一番以后，重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钦差大臣被刺无非又在民众间所谈论的奇闻怪事中增加了一条，自庚子事变以后，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恩铭、五大臣、载沣现在无非又增添了载泽和岑春煊而已。
盐商群体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自暗杀一事，钦差使团的相关举动陷入了停顿，改革盐政地言语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载泽在天津闭门谢客，调养生息，警卫力量倒是加强了好几番。盐商们明显摸不着头脑，但既然盐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没人愿意出面充当这个不愉快的挑头者。
不过。这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暗地里，在赵秉钧亲自坐镇之下，内政部最强的力量汇聚天津，开始了对相关情况的察访，而在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为出名，这人却是——汪精卫。
汪精卫和陈璧君大婚后，又在京城天牢里呆了许久，除了每日的看书写字外。汪精卫本人对维新元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思考。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帝国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地领域挺进，特别是三个贪污集团的查处，让他体会到了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处有了极大的触动。
和林广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样，汪精卫并未对林广宇当时所说的“十年之后如无起色自动交权”一言当真。这种和平交权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宣示信心与洞察力的姿态。
如果说维新元年高层政治动荡对汪精卫的思想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话，那么武昌举事失败地结果则彻底震撼了汪精卫。武昌城中，数倍于禁卫军的新军暴起发难，原本该是猝不及防的一边倒局面，结果禁卫军不但顶了下来，而且还将渗透有革命党的新军清剿得干干净净。
在外界看来，革命党或许是铁板一块的造反阵营。但在知悉内情的人眼中，革命党派别之分野实际上远远要比朝廷来得更加复杂、更加诡异。两湖地区原本是黄兴、宋教仁等长江派苦心经营多年地场所，不但拥有较好的革命氛围而且还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除开广东以外。就是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最为看好，黄、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会中成为主流派，就是源于这种基础与实力。
但武昌举事的结果让汪精卫深为震撼，拥有相对优势和先发制人时机的革命党非但没有能够短暂地取得胜利或者宣布独立，而且还把经营多年的本钱全部搭了进去。望着一批又一批被捕后被关押、被处决的革命党名单，看着两湖地区革命势力被连根拔起地结果，汪精卫深感痛心但又无能为力。
他还不能开口求情——因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对优容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准诉诸暴力，不准公开举事，武昌举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惊的结果，亦让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杀手地缘由。
作为革命同志，汪精卫对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极感痛心，但作为革命党的青年领袖，他对革命前途愈发关切，对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倘若像武昌举事之类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得，那不是革命的应有之意而是中国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