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极端的行为还在后面。在公社成员看来，财产属于社会资源，应该归国家所有，而性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那么也就应该归国家所有。于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员制作了许多所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的持有者，可以随意将妇女娶为妻子。
有不计其数的妇女成为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级的小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巴黎妇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登记造册，以便公社能够对这些“公共资源”进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这场闹剧不仅仅意味着荒唐，它同时也反映着群体的残忍本能，因为如果被征集的妇女不能满足许可证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绝参与革命”的罪名。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与“人民公敌”毫无区别，而这也就意味着灾祸的来临。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个蒙昧而混乱的年代，并且确信这样的血腥不会再重染法兰西大地。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早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拿破仑带着一群伤痕累累的老兵开进巴黎市区的时候，看到许多妓女和交际花，于是惊呼：“首都到处都是妇女。”于是他就采取措施，强行为全国的贵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力却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陪审团的智力泯灭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类型的陪审团一一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只把重心放在最重要的对象上，那就是刑事法庭的陪审团。
在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有着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表决来决定被告的生死或自由。然而我们要说的是，陪审团的表决往往并不高明。
我们在前面说过，陪审团属于异质性群体的一种，只不过被赋予了一个名称。正因为如此，群体所有的特征，在它身上一应俱全。
比如说，它时常会表现出容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而当它处在群众领袖的影响之下时，也会受到无意识情绪的支配。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会不时地看到，那些智力欠缺的陪审员犯下的错误的有趣事例。
在里昂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在村子外面的田地里发现了两把陶制的大坛子，坛子里装有许多贵重物品，但是不知道它们具体值多少钱，也不知道它们应该归谁有所有。只向陪审团报告说，曾经有两个名叫西蒙和朗热的人在二十二年前找到过相同的财宝，而这两个人在发现了财宝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根据这样的事实，陪审团最终做出决定：现在西蒙就在法庭上，因此要先将他投进监狱。朗热不在这里，所以，要将他逮捕归案。
在这个案例中，群体拙劣的推理能力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组成群体的不同成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其智力水平无关紧要，陪审团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赛万纳山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屠夫西勒斯被控虐待动物，唯一的证词来自一个名叫阿堪索的人，他毫不含糊地证明了西勒斯所做的一切：他将一头牛拴在大日头底下一整天，既不给它水喝，也不喂它粮草。用公共道德和公共行为准则的要求来看，简直是一次可耻的丑行。
西勒斯为自己辩护说：这头牛不是他的财产，也不属于他，他只不过是把牛拴在那里，以便让它的主人能够找到它。
由学者们组成的陪审团怒不可遏，认为这位不“牛”道的屠夫残忍至极，于是判定西勒斯有罪，罚款2。5法郎买食物给它吃，0。5法郎买水给它喝。然而，这个判决却遭到了农民们的嘲笑，因为在农村，西勒斯先生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2）陪审团的坚定立场
我们已经知道，当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要求就某个并非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起不了多少作用。
比如说，一群组成了一个团体的科学家或一艺术家，在一般性问题的判断上，绝不会比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更加高明。
政府也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1848年之前，法国政府规定，对于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的人，务必要慎重加以选择，要从有教养的阶层中选出陪审员，这些人包括了教授、学者、官员、文人等等。
如今大多数陪审员都来自小商人、小资本家和商店雇员。然而，令专家大惑不解的是，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总是一个样子。甚至是那些对陪审制度极度反感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判决总是维持着一贯的原则。
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下面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把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划掉。大多数选入陪审团的人都是生意人和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雇员。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他们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有多少作用。许多陪审员有着新手的热情，有着最良好的意图的人，被同时放在了恭顺的处境下，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如故。”
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它最后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法官通常和地方长官一样，对群体心理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也不了解陪审团。
在这位德·格拉热先生看来，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之一拉肖先生，处心积虑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所有案件中反对让聪明人出现在名单上。
经验终究会告诉我们，这种反对是毫无用处的，这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的公诉人和出庭律师，以及所有那些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都已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变化，它们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
（3）陪审团最痛恨的人
我们知道，群体是极端感性的，和它一样，陪审团也受着感情因素极其强烈的影响，很少会被证据所打动。
鲜明的形象能够对群体造成强烈的影响，因为一个鲜明的形象，总是能够给群体以最大程度上的刺激，引发群体丰富的想象力，在头脑中臆造出种种幻想的场景。
在一位出庭律师看来，这些陪审团成员从来见不得孤儿寡妇，也见不得有位母亲用乳房喂孩子。而在刑事犯中流传的经验是，一个妇女只要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赢得陪审团的慈悲心肠。
事实上，陪审团受感情因素影响的方面还远不止这些，对于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的罪行，陪审团通常毫不留情。
比如说，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正沉浸在一片对女巫的仇恨之中，在南特地区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可能是一名女巫，此人在晚祷告的时候走进了一个名叫约翰的人的家中。
就在约翰以手画十字的时候，这个女人对约翰大加咒骂。当时晚祷还在进行中，约翰奋起反击，仿佛从魔鬼那里得到了力量，用一根木棒猛击女巫，直到她倒地死亡。
此后，经全部由神职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商议，这个女人的尸体被掩埋了，而约翰却因受到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后来，当约翰恢复神智，他记起了这件事情，并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因此逃离了他所属的教区。但陪审团却并不认为他犯有杀人罪，所以他们最终做出判决：
只要约翰愿意，他就可以随时回来。不过考虑到他私自逃跑的行为，表现出对陪审团正义性的不信任，他的财产要予以没收，他的总资产为：半个法郎。
又比如说，法国有名的强盗首领艾默尔·泰特努埃尔。在查理六世的统治时期，此人极为活跃，手下有四五百人，在利木森和奥维¨ xuan shū wang¨根地区，他拥有两座坚固的城堡。
在他的周围地区，是许多贵族的领地，他常常以侵犯这些贵族获得收入，却从来不抢劫贫民。此人曾惊险地从监狱逃脱，当时他被囚禁在监狱三楼的牢房中，身上戴着铁镣铐，但他还是巧妙地避开了看守逃到楼下，然后带着镣铐游过了河。游到河中心时，他被发现了，但他仍然游到了对岸并成功脱逃。
几年后，他再次被捉拿归案，并被判处了死刑。尽管几乎全体法国人都同情他的命运，尤其是妇女们，恨不得亲自上阵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从屠刀下拯救出来，然而陪审团却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几乎都是贵族，对于可能侵犯到自己的罪犯，是绝难产生一丝一缕怜悯的。
毫无疑问，这样的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陪审团决意严惩此类的罪犯，还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一些因为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往往十分优柔寡断。
对于未婚母亲杀害自己的婴儿，或者是那些用泼硫酸的手段来对付诱惑后抛弃自己的男人的妇女，他们很少表现得十分严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即使有了这样的犯罪，也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这种犯罪对它们没有多大的威胁，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姑娘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家里，她在为自己复仇，非但没有害处，反而还大有裨益，因为这可以事先吓阻那些潜在的诱奸者。
（4）陪审团最怜悯的人
关于陪审团究竟会对怎样的罪犯产生怜悯之情，历史上著名的弗朗索瓦·布瑞威利斯夫人的故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这方面的好例子。
这个女人的出身与婚姻都与法国的贵族有关。她先是嫁给了布瑞威利斯伯爵，两人共同生活了多年，但生活却并不幸福。这位侯爵是个荒淫无耻的人，正是他将同样荒淫的拉·齐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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