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就能够对历史和民众革命有全新的认识。
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为这样的变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然而革命并非是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体的多变与极端，只能对一些表面的事情产生影响。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
当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22）群体的道德（上）
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的道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群体既多变，又容易冲动，因此他们很难遵守我们的道德定义。
假如我们改变一下道德的定义，把它定义成某些一时之间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当心理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往往就会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
因为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的表现。
在十七世纪初的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随口表示，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有好饭吃，并且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于是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被立刻抓了起来，在上百位成年人的围观下，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
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在十七世纪末的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勇敢地拒绝了这种指控，但是还是遭到了处决。他被活活挤压致死，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进了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而这些例子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研究，那就是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之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23）群体的道德（下）
群体标志着杀人放火，标志着无恶不作。
然而，他们也不总是会这样，甚至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
而这样的崇高行为，孤立的个人是绝难做到的。
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于可以让他达到慷慨赴死的地步。
当教皇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民众东征时，所有人都显示了他们的热忱。他们为了购置刀剑，都急于卖掉自己的财产，无论价钱多低也不在意，就像是被关押很久的囚徒急于缴纳赎金一样。强盗金盆洗手，封建领主停止了聚敛，下层民众也不再怨声载道。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上帝而战。”别的想法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当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志愿参加军队，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
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
因此，只有群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理性的个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使得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当成行动的唯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却绝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一次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仿佛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
（24）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群体能够让好人变成恶棍，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
然而群体同样具备相反的能力。
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当个人融入群体之后，往往会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水平，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恶棍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
在1792年九月短短的一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当要杀的人太多时，由于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他们甚至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来进行轰击。
尽管被杀的人血流成河，然而那些执行屠杀的罪犯们，却并没有把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别针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放在了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这样做的。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1848年的七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所居住的杜伊勒利宫。然而这些呼啸而过的群众，却并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而那些让人兴奋不已的艺术品和珍宝，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群体对于个人，存在着绝对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很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可以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不在骚乱或战争那样严重的环境里，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会要求他们的英雄具有夸张的美德，而同样的，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
一般可以看到，在一次群众性的集会当中，即使它的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能够表现得一本正经。
无论是放荡不羁的浪荡子，拉皮条的人或是粗鲁的屠夫，在某些危险的场合进行交谈时，也会经常一下子变得轻声慢语。
尽管群体经常会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来，但是也会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
假如我们把不计名利、绝对服从、勇于献身真实或虚假的理想算成美德，那么毫无疑问，群体必定是最具备这种美德的人。在这一方面，群体中个人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群体只接受简单观念
简单地说，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有两类。
第一类是时髦的观念。这类观念因为环境影响而产生，非常容易让人着迷，然而来的快去得也快，因此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第二类是基本观念，比如说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一类的范畴。
相比起第一类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过现在，那些曾经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
无论为群体提供上述观念中的哪一种，它们都必须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容置疑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必须是最简单明了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并且容易夸张，容易陷入极端。正因为如此，想要某一种观念对群体产生有效的影响，它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
因为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在十八世纪英国的南海股票风潮中，一位诈骗者的手段简单而大胆，他发布了一份募股说明书说：“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的资本，一共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两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镑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九点，当他打开康恩希尔街办公室的房门时，疯狂的人群蜂拥而入，几乎要把他挤倒。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1000股，并且都付了定金。这个大胆的骗子在五个小时里就赚了2000英镑。他见好就收，当晚就逃得踪影全无了。
还有一个同样成功的骗局，行骗的手段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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