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的苗头和思路。比如笔者以前就曾提及上面所举中医的“温病”治疗规律，其中的白虎汤、清营汤等，事实证明对不同病原引起的所谓“气分证”、“营分证”时都有效。它们这个效果到底是对病原物起了作用还是通过了另外的途径？如果是作用于病原物的，那为什么相同的方药对各种完全不同的病原物都有效？它们有什么共性？道理又何在？如果是通过其他途径起了作用，那又是怎样的途径？作用如何？这些作用在现代医学或其他学科里又如何解释和升华？又如何将它的理论回过头来指导实践？……总之，经过比较，深入探讨之后，才能有所发展和提高，从而融会贯通，为今后的结合乃至新医药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其实，同于以上的思路，早期上海第一医学院脏象研究室的关于中医“肾”的研究，就早已得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了：他们就在西医病名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妊娠毒血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神经衰弱等六个从西医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病”，而在中医同属“肾阳虚”这个“证”时，用了“温肾阳”的方剂都有效的这个“交叉点”上发现了苗头，跟踪做了大量的实验，最后得出了现代医学的解释，即：中医辨“证”所说的“肾阳虚”时，就相当于西医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紊乱”的结论，这是真正中西结合的解释和成果！启发意义极大！（见《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年第4卷第8期吴咸中著《光明的前景，广阔的道路》一文。）
【问】请再举例详述中医辨证论治的优缺点。
【答】可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点：首先它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即从病人得病后进行综合概括，易见全貌；还有是有很强的考察疾病变化的“动态观念”——即把疾病放在不断变化的观念下去考虑。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疾病是致病因素与机体感受性、抗病力、免疫力以及外界条件等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证”就正是这个过程的体现了。因此说“治证”更全面、更本质，所以特别适宜那种病情复杂因而全身失调的慢性病。又举例：冠心病，是国内外的几大难症之一。用西医“治病”的方法，对较单纯的病例，从各种药物到手术疗法，针对性强，效果好，是事实。但对病情复杂的病例，局部单一的疗法就显得顾此失彼而少良策。此时，中医“治证”的疗法就显出优势来了。这类例子，中医老先辈蒲辅周在他的验案中就有记载，如其所遇到的四个冠心病病例，都是复杂的疑难病，蒲老就用了四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治疗，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特别具有示范启发意义的是“胸痹（心绞痛）”一例，生动具体地说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动态平衡观念的正确。患者除了有“心绞痛”主症之外，还兼有慢性胆管炎、胆绞痛、迁延性肝炎、慢性肾盂肾炎、肾绞痛等病，可说是集几种目前世界上最棘手的疾病于一身了。病程已六年，住过国内外著名医院，几经高手，未见显效。长期卧床不起，心绞痛多达一日剧发5～7次，病情之难杂，可说是已到极顶。但最后在蒲老细心辨证施治下，病人终于出院而且回新疆工作了。细看书中蒲老先后诊治经过，他紧紧地抓住了病人各个阶段的“证”，前后换用了许多方剂和药物，因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蒲老为什么要换用那么多方剂？原因是这个病人的“病”多，“证”更多，每个病每个阶段都是一个“证”，这么多的“病”交叉变化了，又是一个“证”，所以这“证”就特别多。改换的方剂多，药物加减也要多，这样才能丝丝入扣辨证明确而取得全面的效果。辨证论治的优越和重要，在这类例子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也经受了严格的对比与考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余可类推。（见附注1）
“治证”的缺点是它笼统模糊，无针对性，因为不能定性定量，所以不易普遍重复疗效，等等。比如上述蒲老的“辨证”是高水平了，但因为不易定性定量，可变性大，别人也不易学，也不易普及。现在虽有“专家电脑诊治系统”，但也只能是他本人经验的重现。如何在他的经验基础上利用电脑等现代设备“自动”地发展和提高，正是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索的。
西医“辨病”的优点是它干脆而利索，针对性强，能击中要害。如前举的冠心病，同是这个病，如果病人能早期治疗，当他没有全身失调时，那么西药的作用大而快，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就可控制症状。而各种手术如“搭桥”手术等更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又如前举的肺结核，也只有在西医“治病”研究的基础上，才发现了“病灶”和“结核杆菌”，才因而有各种手术疗法和各种“抗痨药”，才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十痨九死”的悲惨结局。更广泛地说，也只有有了西医的微生物学等等，才找到了各种致病的病原物，才有针对性极强的疫苗的应用和免疫学，从而有效地预防了各种传染病……
【问】有人说“十个中医十个样”，没个准。这种说法对吗？
【答】“十个中医十个样”，是指中医对一个病（特别是西医所说的“病”）的诊断和治疗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而言，这是事实。但不全是如此，这又是关系到“病”、“证”的概念问题，现举例解释如下：
原因一，上面已说了，中医的最后诊断在“证”，“证”又有阶段性和类型性，而且还讲“个体差异性”、“地域性”等，十分强调动态观念。所以同是一个病，出在不同的阶段、类型、时间、地点、性别、年龄、体质等时，证的诊断就不同，治法当然也不同。比如西医的流行性感冒，春天时请中医会诊，舌一看，脉一摸，说“此春温温病也”。夏天了，同样是流行性感冒，请同一个中医会诊，同样舌、脉一看，说“此暑温温病也”。对不对？都对。西医的病原相同，但时间不同也。又如中医“泄泻”病人，当他是消化不良又是初期时，第一个中医说：“证属饮食所伤也，宜服‘保和丸’。”就是说，这病人是消化不良，应该用“保和丸”这个方剂治疗。过了一阵，病未痊愈，转为慢性泄泻了。第二个中医一看说：“证属脾胃虚弱证也，宜香砂六君主治。”即说是脾胃虚弱证，要用“香砂六君丸”这个方剂为主加减治疗。如病还未好，病人体质更差，转为“肾虚”了。第三个中医接着一看，说：“肾虚泻也，命门火衰，速宜‘四神丸’加减。”即说是“命门火衰证”，赶快用中药“四神丸”加减治疗……好了，好了，已经三个中医就三个样了，如果再来第四个，就有四个样，下面不必再说下去了。其实，从辨证论治原则来说，以上各位医生的诊断治疗都是对的，因为病的阶段不同、类型不同，诊断治疗当然不同。又如因为时间、地区、气候不同而诊断也不同的例子，则前面所举石家庄及北京乙脑的事例就很明显，它同是西医病名的“乙脑”，因为地区、气候不同，“证”也就不同。而在西医则北京也好，石家庄也好；天热也好，多雨也好，便一干子到底，都是“乙脑”。因为人们都已习惯西医的观念，所以对中医的诊断便不易理解。
原因二，学派不同，对一个病证叫法也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伤寒派”与“温病派”的叫法不同。比如病人患急性高热，症见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等时。“伤寒派”医生（即用《伤寒论》的理论看病的医生）一看，说：“此伤寒病，‘阳明经证’也，速宜服‘白虎汤’。”另一位同时会诊的“温病派”中医（即用“温病学”理论看病的中医）说：“非也，此乃温病‘邪犯气分’证也。”但也开了白虎汤加减的方子。另外一名喜欢用“温病三焦学说”的中医过来一看，说：“皆非也，此病在中焦。”旁边的人就说了：“你看，他们中医自己都在打混仗了，真是十个中医十个样。他们自己连个病名都不统一，还治什么病？”但病人服了白虎汤，病却好了。有人说：“是碰巧好的。”其实这是天大的冤枉，是治好的，只是他们用的学派不同，叫法不同罢了。这种例子也很多。所谓“伤寒温病之争”，部分就是指此。近代人们也正在设法统一之中。
又再举更典型复杂的例子：“中风”一症，它的成因解释，历代以来，就学说纷纭。比如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中医内科学讲义》162页中（上海科学技出版社，1964年1月）中风＇概说＇里就说：“……宋元时代，刘河间主张‘心火暴盛’，李东垣认为‘正气自虚’，而朱舟溪则以为由于‘湿热生痰’所引起……明代张景岳，更明确提出‘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语译：本来都是体质内部虚损所造成，不是什么外感风寒的缘故。）这时如果来个“关公战秦琼”，请这些名家会诊，也会“十个中医十个样”。但是有个前提必须明确：即他们都是在各自大量的实践经验，确有临床疗效的条件下提出自己论点的，因此会显得张三是一套，李四又是一套，但这些是必有疗效为基础的。所以说，中医的诊断标准不统一，也是一大缺陷。
原因三，因为中医讲辨“证”，讲动态观念，讲个体差异，讲疾病的多变性，中医学目前又有一定的神秘性等等，有的人就借了这些特点，随心乱加解释。比如明明是自己辨证不明，用药不当因而疗效不高，却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乱加辩解。另外，也是旧时的陋习，医生之间，互不服气，为了互相拆台，抬高自己，常常用诡辩术。这些都是糟粕，应当鉴别扬弃，以免败坏了中医学的名声。
原因四，有的并非中医从业人员，也拣些中医术语，讲得口沫横飞，招摇撞骗，那就是“骗术”了，更要慎加鉴别。（见附注2）
八、针灸疗法是怎么一回事？
【问】什么叫针灸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