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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大胆确诊：此病是中医内伤杂病中的“心脾不足”或“心脾血亏”证。（但记住，这“心脾”不是西医的心脏、脾脏，否则若误解成西医的心脏、脾脏都有病，那又不对了。）论治：用“温养心脾”法。选方：首选“归脾汤”。遣药（中医术语，指调遣药物）：人参、炒白术、炙黄芪、炙远志、炒酸枣仁、茯苓、茯神、广木香、龙眼肉、当归、生姜、大枣等等。加减：失眠重时加重远志、酸枣仁，食欲不好可加炒谷麦芽等等。……病系慢性，非一日可见功，可初配五或十剂，每日一剂，分两次水煎眼。医嘱：注意心身休息，五日后复诊。复诊：如药、证相符，病必略见好转，那么就可“守方守法”（中医术语，即照原法原方）加减再服，直至痊愈。但如病情未见好转，说明药、证不符，那么就必须从头重新辨证论治……
【问】上面说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诊治法则，那么它和西医的诊治法则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关系又怎样？
【答】两者的法则完全不同，形象地说：一个是“辨证论治”；一个是“辨病论治”，它们两者是一纵一横的关系。如上所述，中医的诊治法则最后都要落实在“治证”上，而西医的法则是放在病原物和病因的消除，重点在“治病”上。所以有人在称中医“辨证论治”的同时，相对地称西医的法则是“辨病论治”。这种称谓十分确切地说明了中、西两大医疗体系的特点，说明了它们两者完全不同却又是纵横交错的关系。它也正是中、西医学所以不同的关键所在。一纵一横正是它们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搞清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异同，从而探索两者结合的途径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可以更概念化简括地说：几乎所有西医“病”中的每个阶段都是中医的“证”。
为验证此理，笔者曾以急性感染性疾病及慢性病为例来说明。
先举急性疾病：乙脑（乙型脑炎）、流脑（流行性脑膜炎）、结脑（结核性脑膜炎）、大叶性肺炎、肠伤寒、钩螺（钩端螺旋体病）、恶性疟疾等几种病。这些病，按西医的“辨病”论治来说，它们各自由乙脑病毒、脑膜炎双球菌、结核杆菌、肺炎双球菌、伤寒杆菌、钩端螺旋体、疟原虫等等完全不同的病原物所引起。病原不同，“病”也不同，病原找到了，诊断便可确立。然后是按各自病原病因进行特效治疗及支持治疗。而且以上各病只要病原不变，不论病程在什么阶段，它的病名始终不会变。比如乙脑，它只有早期、中期、极期、恢复期、后遗症期等的不同，但乙脑始终是乙脑，病名、“病”不变。假定西医这种分类是“纵”的方向。那么，再看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横”的分类诊治方向。现在请看：以上各病，在中医学里，一般都属“温病”范围。如前所述的，中医不能用病原物分类，所以不管这些病的病原物是什么，还是以“证”为主，“证”既确定，诊断就可确立。以目前最常用的“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辨证规律来说，则凡以上各病在初起阶段而有发热，恶寒（怕冷或寒战）或头痛、咳喘、舌红苔白薄、脉浮数等表现时，就叫“卫分证”。这“卫分证”，就是此病此时（阶段）此地的诊断名称。（当然卫分证之下还可细分风寒、风热、风湿等证，为简单举例，不赘述，下亦同。）治疗大法是“清热解表”。如果病情发展了，出现了大热（高热不退）、大渴大饮、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数洪滑时，这时也不论它们的病原是什么，一般都叫温病的“气分证”，这也是此病此时此地的中医诊断。（笔者一再提“此地”二字，是说明中医诊断的“证”，可动态变化到地区不同，“证”也不同的，前举某年石家庄“乙脑”与次年北京“乙脑”，因地区、气候不同，“证”也不同的例子就是明证。）既入“气分证”，一般以“白虎汤”加减治疗。如果病再发展，病人有高热不退、谵语（说胡话）、舌绛（紫红）、苔黄燥、脉洪数等时。此时诊断就一律叫“营分证”或“热入气营”证，要用“清营开窍”的治法而用“清营汤”等等加减治疗。如病情再发展而有出血、皮疹等表现（如流脑的华一佛氏综合征皮疹、肠伤寒的玫瑰疹、钩螺中的大出血等等）时，这时中医又叫“血分证”，就要用“清营凉血”的治法而用“犀角地黄汤”之类主治了……具体治法，详见“温病学”中，此处只举其理论原则及框架。由上可见，虽然西医的“病”不同，但当中医的“证”相同时，治法也相同，这时的“证”，相对于西医的“病”来说，就有“阶段”的含义，而有“横”的方向了。
（2）又举慢性病诊治法则为例：西医病名的肺结核、慢性肠炎、慢性肾炎、各种慢性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等。以上各病，从西医“辨病论治”看来，它们各自属于呼吸、消化、泌尿、心血管、神经等系统，各有自己的病原病因，也各有自己的特效疗法和一般疗法。病名一经确定，诊断便可确立，然后治疗。且不论它们处在什么阶段，病名却不变，比如肺结核就永远是肺结核，就是完全治好了习惯上也还叫“老结核”。这也是一种“纵”的分类诊治方向。而在中医学里，上述各病，当然不知病原物是什么，也不知病的所属系统是什么。它就把这些病的慢性期统统叫“内伤杂病”（这“内伤”，不是指伤科的“内在创伤”，而是泛指体内的慢性病）。既然连病原、病因都不知道，那治什么病？请别急，中医先生还是拿出他们的法宝：一切以“证”为主，“证”一确立，便可论治。比如凡他们之中有体虚乏力、头昏耳鸣、失眠、健忘、腰膝酸软、遗精（女的月经不调）、盗汗（在睡醒之际出汗）、舌红苔少、脉细数（快）等表现时，就叫“肾阴不足”或“肾水不足”证，就用“滋肾养阴法”主治。如果另一病人或上面同一个病人转成有神疲乏力、四肢倦怠、少气懒言（没有力气，话都懒得讲）、头昏思睡、纳差（食欲不振）、便溏（大便不成形）、常自汗（白天异常会出汗）、舌淡苔白薄、脉迟弱（脉慢而无力）等时，也不论它们的病原病因是什么，都叫“中气不足”证。这“中气不足”就是此病此时此地的中医诊断，一般以“补中益气汤”主治……其余可类推。也是“病”虽不同，但“证”相同了，治法也必相同。同样地，如果将前面西医的分类方法理解成“纵”的方向，那么中医的“证”就是“横”的分类方向了。
有的人（也包括笔者早期），因为不了解这个“治病”与“治证”的纵横关系，当看到以西医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病”，而在中医看来是相同的“证”，因而用了相同的方药时，就感到不可理解了。比如流脑和恶性疟疾，当它们同样处在同一阶段而出现“气分证”时，此时中医同样用了“白虎汤”，这时西医会说：“乱弹琴，一个是用抗菌素的病；一个是用抗疟药的病，都用白虎汤？笑话！”另外，又当西医看来是同一个病人的同一个病，因为病的阶段不同，“证”当然变了，中医用了不同的方药，也同样不可理解了。这个仍以乙脑为例，当它病在中医的“气分证”阶段时，用了“白虎汤”，但当此病转入“营分证”时，中医再复诊，换用了“清营汤”。西医一看，说：“又乱套了，白虎汤、清营汤，组成完全不同，可病人却仍旧是乙脑呀！赶快别让他来会诊，别弄乱了！”看，中西医之间，就常常是这样打不完的“官司”……这是笔者早年亲身的经历：即早年西医概念特强时，未懂中医，就曾如上面那样笑过中医；后来学了中医，而且管过乙脑病房的会诊了，反过来又慨叹有的西医不明中医了。而今有感于斯，故现身说法作此之言。
【问】上面说了许多“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不同，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的一面呢？
【答】有，下面举例说明：中医里的“喘症”一病，中医将凡有呼吸急促症状的病统称为“喘症”。其中先分“实喘”、“虚喘”两大类。“实喘”类如西医的支气管哮喘发作期一类的病（但当它慢性或机体衰弱时又可并入“虚喘”之中）。中医叫“外邪束肺”证。治则是“宣肺解表”法，常以“麻杏甘石汤”等加减治疗。“麻杏甘石汤”组成：麻黄（去节）、杏仁（去皮尖）、生石膏、甘草。而其中的成分某书刊曾阐明其功效，以现代西医药理学分析证明：其中麻黄是麻黄硷的生药，功同西药麻黄素，能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等。杏仁含杏仁甙，经酶水解后，所产生的氢氰酸对呼吸中枢有镇静作用，石膏能减少血管渗透性而有消炎之功。如此一分析，就和西医疗法的原则用麻黄素类药、用化痰止咳药以及消炎抗菌药的道理基本一致了。“虚喘”，类如西医心源性呼吸困难等病。中医属“肺肾两虚”证，要用“益气定喘”、“补肾纳气”法。属热时宜用“生脉散”；属寒时宜用“参附汤”、“金匮肾气丸”等加减治疗。生脉散的组成：人参、麦冬、五味子。”参附汤的组成：人参、附子（炮去皮）。此二方中的主药人参，西医药理证明有增强中枢神经兴奋性，有强心及调整新陈代谢等良好作用，五味子能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及有调节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且无积蓄作用等等。由此可见它们也是和西医的处理原则是暗合的，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但要注意，上面两者原则相似，却不是“绝对相同”。
【问】探讨“辨病”与“辨证”有什么意义？
【答】我们所以这样分析比较，目的是加深理解，一是不致因中西医体系不同而偏执一见；二是更可因此深入问题的本质，找出它们结合的苗头和思路。比如笔者以前就曾提及上面所举中医的“温病”治疗规律，其中的白虎汤、清营汤等，事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