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2003年前后，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支持农村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面貌，全党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2004年1月，一度中断了17年之久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
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
年每年发布一个一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布，“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一个百分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在2004年，中央还提出了乡镇机构、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三项“配套改革”计划。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2004年中国农业得到了全面复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高的年份。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后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2004年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年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之年。
2005年1月，中央关心、支持“三农”的“一号文件”在春节之前就和农民见面。这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如此以便于农民抓住农时，尽早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次提到了“三农”问题，篇幅之大比重之高，是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不见的。
第一部分 第48节：国脉（23）
在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增长6。2％，农民收入增长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得以改变。
2005年底，国家又出台了两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惠农政策。财政部宣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惠及百姓的举措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在200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税种之一，无论是李自成“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还是“薄赋役、均田亩”的太平天国，农业税法常常对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到了2006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博物馆，这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尽管当时农业税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仅30元，但它却牵动着中国9亿多农民的神经。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农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学者秦晖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将会有存量式的增长。
2006年春节，许多农民家庭都贴上了这样的对联：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
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大鼎，取名为“告别田赋鼎”，并以长达五百多字的铭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和表达农民们的感激之情。“告别田赋鼎”上有这样一句话：“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
农民的负担在逐步减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中央的惠农政策还在继续出台。从2006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四年发布农业“一号文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三农”。
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其中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给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让更多的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三农；如果说以往的农村变革着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立足于实现9亿农民的小康梦想。
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7。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2004年到2009年，在这5年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学者马晓河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后，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不由感叹，“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第一部分 第49节：国脉（24）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种田能手李开明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当时他曾去找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2000年打死也不种田了。而五年后的2005年，李开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当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种一亩地可能要赔200元，而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农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又变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超过340人，而在2005年减少到了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施城乡保障一体化的制度。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在这12个省市区统称为居民户口；2007年，公安部也开始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工作；2008年，有关部门为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大方向，将按照居住地进行登记，深圳等一些地方开始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不仅给外来人口以身份的肯定和认同，还为其赋予社保、教育、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但发展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了当时“解放思想”的一次垂范。30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农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过去30年，以中央出台10份“一号农业文件”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接下来，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则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当年的小岗村改革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在于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农民有着丰富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勤奋毅力，尊重他们的创造，保障他们的权益，农村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