竽陨窬橹淖饔谩�
拉玛钱德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助教李伯曼（Matthew Lieberman）说：“并非所有人都会依循单一的思路，设法为一切事物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李伯曼以东亚民族为研究对象，仿效费斯汀格开展了一个为不同酬劳而说谎的实验，“东亚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李伯曼认为，东亚文化长期以来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能包容矛盾对立的观点。表面看似不合常理的悖论，但如果你能从其他角度解读，你便能领悟其中深含的寓意。
受到独特文化的潜移默化，东亚人脑部神经元便发展出不同于美国人的反应特性。李伯曼说：“这不表示亚洲人感受不到认知冲突，只是他们比较不急于减低冲突。”李伯曼推测，前扣带回可能就是脑中的“异常侦测器”或“魔鬼代言人”，再者脑部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进行合理化的所在，而东亚人脑部通往此处的路径比美国人少多了。他说：“如果是这样，东亚人和美国人感受到的认知不协调其实不相上下，只不过东亚人不是那么执着，他们并不是非要得到回应不可。”换言之，亚洲人即使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也较能淡然处之。
无法调和，那就敞开心胸
这种天气让我担心。12月3日，温度17℃，天空一片灰暗，庭院里只有一朵玫瑰绽放，仿佛在传达某种启示。费斯汀格认为，担忧也可以用来降低认知冲突，说来有些讽刺。你害怕找不到好理由，所以编造一个理由，以此解释你的忧虑。但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理由确实合理？哪些只是借口？如果我是东亚人，也许我连想都不想。然而地球日趋暖化似乎不是危言耸听。12月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我看到地上有只甲虫，多节带刺的脚在温暖的空气中挥舞，腹部下方明显可见一滩分泌物。
琳达去过斯隆癌症中心后，已经返家休养。一星期前我去拜访她，我满脑子都在想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前扣带回一直在思考她的事。我做过若干调查，有些严谨的医学专家表示，奥黛莉的情况确实罕见。那位犹太裔的皮肤科医生说：“我只能说，她的皮肤状况是因化疗所引起的，但她母亲坚称，奥黛莉并未接受任何化疗。”为奥黛莉看病的小儿科医生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她掌中出现十字，血色的十字，你可以说那是血渍，不过十字出现在表皮之下，所以不可能是割伤形成的。我无法解释。医学通常是把圆的东西放进圆洞里，但奥黛莉的症状就像个方型的东西，就是套不进去。”
琳达告诉我，天主教会会派人来访查，他们表示奥黛莉可能真的是圣徒。露比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希望她能被封为圣徒。”语气就像啦啦队队员。天主教会最近一次册封圣徒是在1983年。一名3岁女孩吞下一整瓶含氰化物的止痛剂，医师全都束手无策，一名妇女为女孩祷告后，女孩病情便奇迹般好转。
我打电话给琳达。她刚动完乳腺癌手术，正在逐渐康复。她的声音听起来虚弱飘忽，她告诉我：“医生切开我的胸部，发现全都是癌细胞。”于是我眼前浮现出像鳗鱼也像甲虫一样深黑色的癌细胞，我想像着医生动手切除癌细胞。现在琳达回家了，她拖着蹒跚的步伐，一方面要打理自己的生活，一方面还要照顾她的小圣徒。
冬至前后，我再度驱车前往琳达家。我到达时夕阳就要下山，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映着金光闪闪的地面。50年前，基奇、阿姆斯特朗医生、在场的信徒，他们在等待沙纳达的到来，等着暴雨降临，但是救世主、暴雨都没有出现，于是这些人为此设想出另一套说辞。
15年前，奥黛莉掉进自家泳池，溺水成为植物人，家人发现她再也不会康复了，便寻求理由解释这场不幸。现在我离琳达家越来越近，这次我不走前门，也不去祈祷堂。我偷偷走到房子侧面，从窗户望进去。我看到奥黛莉本人。她躺在床上，长发乌黑亮丽，大把大把地披散在缎面的枕头上，一条黑色的薄被掉到地上。她睁开双眼，注视某处。若不是微微张开的嘴流出一点口水，她与一般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没有两样。
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我来找琳达，原本是想看看她怎么接受与原有信念相抵触的思想，怎么把矛盾融入既有的认知体系中，并创造出新的认知模式。但琳达并没有这样做。她找到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并坚持到底，这一切都出于爱。深厚的爱让这对母女多年来相依为命，紧密难分，我是受这份爱的吸引而来的吗？还是因为我在这栋房子里目睹了奇异景象，让我对世界的看法产生巨大质疑，我是因为经历了认知不协调，想找出答案，才又回到这里的吗？
如果知道琳达家的神迹，费斯汀格会怎么说？他应该会提醒我，基督教思想全部源于认知不协调及后续的合理化解释。费斯汀格在《当预言失灵》（When Prophecy Fails）一书中谈到，弥赛亚救世主不应该“受苦”，所以信徒看到耶稣竟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费斯汀格推论，就在此时，信徒开始改变想法，以减轻心中的怀疑。
基督教信仰成为认知不协调的产物，我觉得很可笑，也有点难过。事实上，原始信念出现急剧转变时，也代表新契机的出现，也许可以衍生出源源不绝的新思想。
我按下琳达家的门铃，走到祈祷堂等她开门。祈祷堂里一片昏暗，墙壁传来油脂、旧布、薰香混杂的浓烈气味。我走到那只高脚杯前，打开杯盖，看着里面血色圆珠在油脂中漂浮，和几个星期前没有两样。如果琳达死了，谁来照顾奥黛莉？我用手碰触一尊小型耶稣雕像的脸，随即发现我的手沾上了油脂，闪闪发光。我卷起长裤，把油涂在腿上一处伤口上，伤口是几天前洗澡时不小心割到的。皮肤随即吸收油脂，伤口逐渐缩小，连疤痕都消失不见了。
我没办法解释这个奇异现象。谁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打算在这栋简陋平房中，以这尊廉价的塑胶雕像为媒介显灵，让我知道他的存在。我没办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合理化的解释或想法，这是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多种意义的地方。此时此刻，我在一致与矛盾之间摇摆，心中安详宁静，这是费斯汀格忽略的地方。这种感觉就像在和谐与冲突的夹缝中生存，新的论点逐渐成形，新的信仰酝酿产生。
* * *
＇1＇ 勒温，德国心理学家，场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以研究人类动机和团体动力学而著称。——译者注。
＇2＇ 位于巴勒斯坦南部，气候干燥炎热。——译者注
＇3＇ 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牧师琼斯（Jim Jones）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在南美洲的约翰斯顿创立“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1978年，他率领913名信徒集体自杀殉道。——译者注
第6章 以爱为名 哈洛与亲子依恋关系
引言
哈洛（Harry Harlow）原名哈利·以色列，1905年出生在艾奥瓦州，父亲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发明家，而他的母亲，根据哈洛在一本没有完成的自传中回忆，也不是那么和蔼可亲。
在学校，他不合群，所以在10岁之前，他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在他的图画世界里，哈洛创造了一个叫做雅族园（Yazoo）的地方。
哈洛在斯坦福大学跟随著名的智商研究专家特曼（Lewis Terman）念完了本科和研究生。在特曼的建议下，他把自己带有浓厚犹太色彩的名字改为了哈利·哈洛。
哈洛的猴子实验，堪称心理学依恋（attachment）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实证。哈洛的实验过程以影片方式记录下来，呈现的景象虽然令人心寒惊恐，却也凸显了亲密情感对生命的重要。
顺从、服从、认知、暗示，这些主题哈洛都不喜欢。他想探究“爱”。他在一场研讨会中谈到爱，他一讲到“爱”这个字，在场一位学者就插嘴：“你是指亲近（proximity）吧？”到最后哈洛按捺不住，毫不客气地反击：“你显然不知道，亲近只是爱的一部分。感谢上帝，还好我不像你这么无知。”
这确实是哈洛的说话风格，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不改其直率。他言词尖锐，毫不客气。有人打从心里讨厌他，也有人就是喜欢他这调调。他儿子詹姆斯说：“父亲带我到处旅游。他带我搭双层客舱的飞机去夏威夷，我们拜访知名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还和他的长臂猿共进晚餐。我记得他给我买了冰激凌。”不过要找到相反的言论也不难。他以前的某位学生说：“哈洛是个混蛋，他差点毁了我。”另一名学生说：“他讨厌女性，他是头沙文主义猪。”不过这头猪于1959年站在讲台上，以突破性的、前卫的方式谈论科学，在冰冷的统计数据中加入耸动的情节与浓烈的情感，堪称心理学界的李安。
灰暗阴沉、抑郁、拙于言词
哈洛的童年鲜为人知。哈洛曾在传记中提到印象中的母亲。他回想起母亲站在客厅落地窗前，低头注视外头街道的神情。屋外终年寒冷，天空总是灰暗阴沉，大地一片空旷凄凉，厚重的积雪从纠结的枯枝上掉落，她给人的感觉也一样冷冰。
哈洛一生中多次发作抑郁症，这从他的童年可略窥端倪。小镇的冬天漫长难熬，白天特别短暂，下午4点一过，天色就暗了，让人不忧郁也难。此外，冷淡疏离的亲子关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缺乏母爱的哈洛必定非常渴望能有填补空虚的慰藉力量。在学校上学时，他也无法融入同学之中。为他的传记执笔的作家布鲁姆（Deborah Blum）说：“古怪瘦小的他，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哈洛喜欢写诗、画画，但学校却开设类似于“农场管理与作物轮种”、“如何以厨艺取悦丈夫”的课程。
四年级时，有位老师让他们练习写诗，哈洛跃跃欲试，打算一展才华，结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