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留学的日子如今已变成遥远的过去，但我不会忘记，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还是大学，我都不曾被击败，到了美国也不会。法律课对美国学生都困难重重，我是用永远带着中国口音的英文，比同学大出一截的年龄，还有披星载月的打工，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气概，在美国著名学府拿下了硕士学位的。然而，我在美国就业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第一人
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作为一名美国警察，我从未想过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是要来的东西，谁也挡不住。
突然间，我接到“美国之音”的邀请，成为他们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
我对“美国之音”并不陌生，早在出国之前，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就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还有马克土温的《汤姆历险记》。如今的“美国之音”，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网络，并与国内主流媒体有合作项目和节目交流。
虽然平时执行警务时也有机会上电视镜头，可那都是不知不觉的，我干我的，他拍他的。面对贼亮的灯光和摄像机接受采访，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不自在。
年轻的女主持人笑容可掬地采访了我，她的中英文都说得十分流利。“美国之音”是美国惟一的官方媒体，经常邀请作出一些特殊表现的人接受采访。她说我是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后，来美留学生中第一个在美国做警察的，特警，尤其是我曾经是中国警察，这样的经历简直是绝无仅有。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就连统治美国的白人祖先也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移民到这块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来的。美国的发展壮大与移民的奋斗和贡献密不可分，星条旗上，凝聚了移民的智慧，汗水和鲜血。在美国历史的丰碑之上，当然也少不了华裔的名字。
美国华人中间，不乏有人效仿杨振宁、李政道、张亚勤＊，而像李月英＊那样，在改变华人形象、打入主流社会的崎岖山路上默默攀登的人就为数不多了。从政、从军、从警，许多华人望而生畏，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就因为我们是黄皮肤。我是李月英的追随者，来美国十几年来，也一直沿着李月英没走完的路而继续攀登。我头顶星条旗，身着蓝警服，嘴嚼着清贫，在设满种族、文化、语言障碍的从警之路上，“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我曾多次应邀为国内警察赴美国考察团讲课，也曾多次回国与司法界进行业务交流。有一次，南方某市警察代表团在听完我的讲课之后，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经历，他们听后感慨万分，说我在美国警界单枪匹马杀开一条血路，与美国警察相比，为穿上这身象征正义的警服，我必须付出比他们多几倍的努力。
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之中进行，女主持人问了许多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警察职业，当然还有怎么练的这身功夫。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要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而警察又要统一执法，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要因人而异呢？
假如我到美国第一天就当警察，准把一切都搞乱套。语言、背景、法律、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都不一样。从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对我难度最大的就是把自己融入美国文化，把自己从泥土中拔起来，插到黄油上。执行警务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跟美国人合拍才行，不能格色。不少在美国的华人，无论与警察打交道还是到法庭打官司，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可头脑之中还保留不少传统观念和处事方法，说话办事都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难以获得警察、法官或陪审团的谅解和同情，最后官司输得一败涂地，只好到中文媒体上写文章诉苦，骂美国法律“怪”。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我每天都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警察的态度也不一样。白人违反交通规则，除了连声道歉，从不请求宽恕，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就应该认错受罚。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违章，往往先要历数一大堆客观理由，再抱怨谋生如何艰难，要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出租车司机还想偷偷塞给我点钱，就像贿赂其本国警察那样。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我还得公事公办。有时也会拦住违章的中国人，虽说执法必严，可枪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都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谋生不易，就下不为例吧。
第2章 特邀嘉宾我的校友——数字英雄张亚勤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
张亚勤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学，这位19岁就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神童，在美国出版了11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项专利。他和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数字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VCD、DVD、数字电视、网络上影像和声音的传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摘录自《世界周刊》对张亚勤的报道：
清晨从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所国际公寓，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出来。
秋日的朝阳洒在他的脸上，蔚蓝的天空，衬着远处的一地金黄，为这幅生动的画面，平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
此时，“星巴克”咖啡的店员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照例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进=店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作了。他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还有，这也是他们彼此一天工作的开始。接过盛满咖啡的纸杯，这个年轻人径直走向一辆别克轿车，司机已在那里等候。他打开车门，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只手翻看着刚邮寄过来的《华尔街日报》，另一只手端着咖啡送向自己的嘴边。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年方35岁。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大学生。当多数校园里的同龄人还没来得及习惯食堂饭菜的时候，19岁的张亚勤已经开始准备关于计算机通讯方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了。
此时，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万多公里以外，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匹克霍兹教授的注意。这位在卫星通讯、无线电通讯等研究领域蜚声世界的大学者惊奇地发现，这个不足20岁的中国年轻人，已表现出他特有的科学天分和勤奋踏实的品质。他的反应是直接而热烈的，极力鼓动张亚勤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86年，20岁的张亚勤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这仅是张亚勤学生时代的简单经历，之后的他更是一日千里，活跃在时间的前沿。这位擅长“图像视频信号压缩”的科学家，同样擅长压缩自己的时间：时间总是在他这边，他从没挥霍过。
惜时如金的张亚勤在上班的途中就开始工作了。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坐落于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五层办公室。这是一个带套间的方形办公室，透过落地的蓝色玻璃可以看到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一张带拐角的长形办公桌把他的办公室分开，桌上摆放着一台液晶显示器，旁边散落着各种文件和一个咖啡杯，在桌角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薯片和饼干。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这是一间普通的院长办公室。一个充满亲情、爱吃零食、掌握时间的人在里边办公。
张亚勤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把电脑打开，他要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启动的片刻，通常他会再要一杯咖啡。此时，DELL液晶显示屏上的Outlook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普林斯顿的（妻子和女儿的问候）以及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院长张亚勤管理着九个研究小组，120名研究人员。他要指挥这个团队在四个研究方向上有所成就。“在这里，重要的是观点，不是职位。”科学家张亚勤每天尽量争取两小时一个人自由思考的时间。这种时候，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我的工作包括管理决策、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项目研究……”这位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知道如何处理管理与研究之间的冲突。
为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