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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中西信仰观之辨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 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 我们信仰哪里去了？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 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 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然宗教高一层次。在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
在”。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中国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此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神设教；但是一直未能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儒学有一个重要概念———“气”；另外一个是“理”的概念。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与物质不分。“气”原本是物质的东西；但通过翻阅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凡是有“气”这个字眼或字词；大部分都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但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指空气、气体等实体。中国古代所说的“阴阳而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到了哲学领域又变成了精神性的概念。随着它变成精神性的概念之后；又与物质不分。我们讲气功；练气功的人就是要在气中体会出某种精神
境界；但这种境界不是凭思想可以想到的；要通过体会、觉悟才能达到。“气”从人的毛孔进入；又跟大自然的气相通。这股气在体内的任督二脉运行；运行到哪个地方；哪个部位都能指得出来。这完全是物质性的讲法。“理”的概念也是如此。理原本也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本来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