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 “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3）
三更里明月来相照，
⊥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
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
忍痛含羞由他来颠倒。
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
不怕羞拿到灯前照。
新郎见喜红，心中名欢悦，
说奴是黄花闺女，
喜笑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验红，有时外面的男方家长和宾客们都要“眼见为实”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的“白绫标”，那是新娘贞节的有力证据，众人交口赞叹，新郎因没有摊到“假冒伪劣”而扬眉吐气，新娘因自己是“合格产品”而自豪窃喜，的确称得上是“深入人心”。
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高度“认同”。比如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张生在初夜事后因见落红而唱到“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而身价倍增，通过“资格考试”的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皆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点红，决定女子的身价、地位、命运、前途，如果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春色满园全关住”了。
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庄园主的“初夜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封建领主（一般为贵族）领地内的所有农奴新婚时，都要把新娘交付领主首先“使用”。农奴的妻子看来必须是要失去“贞操”了。但与中国的“见红”的共同之处在于：女人仍然是男人的工具，否则怎么会发生“使用权”的转移呢？只不过在工具的使用权上按等级分配，领主依对农奴的占有权而享有使用其妻子的优先权。多么“贵重”的处女膜，多么低贱的女人。女性对扼杀自己的观念锁链予以“主动配合”，这的确是很悲惨、很令人痛心的一幕。问题在于，这样的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女性要想提高地位，就靠信奉贞节贞操，要想获得人的尊敬，就靠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扼杀、降低、残害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女性贞节的第二个标志是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说，男女不得有任何肢体、肌肤的接触，甚至连衣服也碰不得。更有甚者，让男人看一眼也算一次“失节”。《烈女传》中，有一位贞节烈女，她的胳膊让男人拉了一下，她气愤不过，因为这胳膊已被男人弄脏了，不贞了，为了维护贞节，她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
⊥连女性最看重的容貌，在贞节面前也一钱不值。唐代名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却哭着到他床前，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表白自己绝不再嫁。与当今女性的美容、整容相反，历史上多次出现自愿“丑容”、“毁容”的女性，当然是为了贞节。——“生命诚可贵，花容价更高；为了贞节故，二者皆可抛”。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这些话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说明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
女性贞节最重要的，还要算从一而终这一条。女性的贞节，是从型要树立的。从型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学习将来为人妇的道理和技能。嫁人时，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无权决定，嫁过去之后，要上侍公婆，服从丈夫，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一天张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妾道：“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答：“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张天锡病危，二妾双双自刎。可是，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一个叫杜嶷的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一天该女收到其父来信，正读时杜回来，妾羞以家事告杜，将信吞下。杜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尚剩一口气。杜看完信，知道妾被冤枉，但妾已气断命绝。
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百世流芳”，那种守寡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清朝一位“高节妇”，１７岁时开始守寡，守到９６岁而死，７９年中两万八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有一寡妇，丈夫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儿子长大成人中了状元，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儿子叫过来，递给他一个包袱。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又光又亮的铜钱，上面的字已经磨损。母亲给他讲了铜钱的故事：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经历了多少难以入睡的夜晚啊！每天夜里我会想入非非，只有劳累才能使我入睡。于是我每天半夜都要从床上起来，把这些铜钱扔在地上，在一片漆黑中趴在地上摸索，直到找到每一个铜钱为止，这时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现在你娶了新娘，希望你别忘了这些。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4）
至今，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批判贞操、贞节、贞烈的道德、法式，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支配人的行为的意识中，而且在许多理论上、宣传上、主张上，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贞节、贞操的观念为依据。有人提出中国应当立“贞操法”、“贞节法”，有人提出对青少年加强贞操、贞节的教育，许多老师、家长、专家甚至提出“靠贞节教育来加强女青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更多的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实际上依照和运用的也是这些。所谓对“贞节”进行新的解释，所谓保留其中合理成分，所谓“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发展等等，其实是不了解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非文明、反价值、反人性、反智慧的集权专制遗风。
一种“道德”，只要求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失效，比如要求女人而不要求男人，在人与人之间堂而皇之地搞“双重标准”，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