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让安子签名的东西，就拿着一支箱头笔，让安子在他洁白的上衣留言。安子说：“签上名这件上衣就穿不了了。”这位打工仔说：“没关系，我以后就不穿了，就这样保留起来。”这时在大家乐舞台对面300多米处的高楼厂房里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声音：“安子……安子……”、“我们想和你说话……”安子只好再一次拿起话筒：“我是安子，我很高兴和大家交朋友……”又是一片欢呼声。晚会闭幕时，已是夜深时分，有不少打工者拥上来要和安子留影。满足要求后，他们还是不肯离去。安子要走了，在座的打工同胞还在一遍又一遍有节奏地喊着：“安子！安子！”热泪盈眶的安子不停地高声应道：“我一定——再来！”互相激励是这场晚会的主旋律。一名参加过这次晚会的记者目睹此情此景，感慨地说道：“安子的天空已不属于她个人的了。”是的，安子的天空属于所有打工者的天空。难怪一惯用词慎妥的新华社在播发介绍安子的照片时，用了“偶像级打工妹”的字眼。“安子”冲击波并非如一些人先前预料的只是一阵风，其持久的能量在稍稍减弱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在时空中回旋。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1999年，《特区骄子》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文坛现在出了一位女杰。这位女杰是一位打工妹，她不仅开创了“打工文学”的新天地，而且把‘打工文学’做得如火如荼，叩住了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的心。
她还一发而不可收，不仅自己写了一部又一部的打工作品，诸如《青春驿站》、《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人性的超越》等等，而且还带动和培养了无数打工文学作者和打工文学爱好者，成为打工族的明星，……这个人就是被新闻轮番炒作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打工妹作家安子。……但安子之所以成为安子，她又有与众不同的一面。那就是她不甘沉默，也不甘罢休，更不甘心失败。她常常痛苦、痛哭、但不掉志。冰心说过：‘我以为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和伟大。’安子是特别崇拜冰心的。很小时就读她的《繁星》、《致小朋友的信》。长大后才知道冰心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备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安子把冰心的话牢记心中，其志不泯……”然而，深圳的“主流社会”并没有真正接受打工妹安子。在一些“高雅的聚会”或“文学沙龙”里，不时能听到对安子不满的言论，有人嘲笑安子连普通话也说不准，有人调侃安子的字写得不三不四，还有人讥讽打工文学不过是都市文学的一件破衣裳。这让人很不明白，一个打工妹，凭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她理应得到的掌声和荣誉，为什么却有人愤愤不平呢？
托起心中的太阳（1）
生命，那是自然付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用演讲或写作赋予生命不平凡的意义。——安子生命如同寓言，其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时间”是最好的导演，它为安子安排人生舞台的角色，让她尽情发挥。从1991年10月起，《深圳商报》、《女报》、《特区企业文化》杂志、《深圳青年》杂志纷纷开办“打工茶话”、“打工信箱”、“安子信箱”专栏，请安子作嘉宾主持人。在八卦岭工业区八卦四路中厨大厦一楼，安子在那里创办了深圳第一个“打工者之家”。“打工者之家”办有“打工文学园地”板报，它成为深圳打工仔、打工妹精神的家园。板报前，每天都有不少人驻足，品评板报上打工一族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品还多次被《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黄金时代》等报刊杂志选用。“打工者之家”引来了一些尊贵的客人。1991年国庆节之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倪元辂、市劳动局局长张文超、作家倪振良、市文化局调研处副处长杨宏海等领导齐聚“打工者之家”，载歌载舞，与打工者们共度良宵。4位来自四川、湖南等地的打工仔在晚会上自编、自导、自演了小品《打工仔》，博得观众阵阵掌声。在深圳有一个中国民俗文化村，它是国内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游览景区，村内24个各具有特色的山寨、庭院和街市按原貌以1：1的比例建成，并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荟萃精华、有所舍取”为建村原则，从不同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村寨的风情表演、中心剧场的民族歌舞表演和民族文化广场的大型广场艺术汇演，从三个不同层次将民族歌舞艺术的神韵展示得淋漓尽致。五十六个民族风格迥异的节日庆典活动也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进行得红红火火，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芦笙节以及华夏民族大庙会等活动将游客带入了一个迷人的民族文化空间。“二十四个村寨，五十六族风情”，中国民俗文化村以其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辉煌壮观的广场汇演、优美和谐的旅游氛围吸引着游客。晚会上，在民俗文化村工作的董骆萍代表高山寨所有的打工妹送给安子一只孔雀蛋和一封信。她深情地对参加晚会的来宾说：“孔雀蛋象征着我们对安子姐姐的美好祝福，同时希望通过安子——我们打工族的代言人，转告所有打工的兄弟姐妹。虽然，我们都是孔雀蛋，但还不是孔雀。要成为一只真正的孔雀，还需不断努力！”人生包含着一天，一天象征着一生早在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后，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宾客。国际社会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用这样一个举动向世界宣布：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范尔霖获得“中国的第一张股票”后非常兴奋，并亲自到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了过户手续。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国股市还处在起步的状态。在上海开设的全国第一个股票营业柜台上，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是仅有的两只交易股票。没有电脑，没有行情显示屏，成交价由客户口头协商，然后写在黑板上。交割、登记卡号、盖章、过户，所有的程序都是手工完成，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只有数十笔。人们用一种复杂甚至是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刚刚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分歧始终伴随着股市的“婴儿时代”。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无疑给了正在蹒跚学步的中国股市以莫大的肯定和鼓励。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这位伟人始终关注着资本市场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发表了一段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精辟深刻的谈话和“不争论”的观点，成为股票市场诞生初期的思想理论基础。就在那一年的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证券市场由地区性试点进入全国范围推广。《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和《猴年新春八评》，率先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讲话精神。在特殊的语境下，深圳的光荣与成就，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创新”，但究其本质，只是“学习”——尤其是向毗邻的香港模式与经验学习。一个社会逆转性变革的开始，需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观察效果。深圳因此代表整个国家来测试自身的接受能力与适应能力。中央不是授课者，却是阅卷人，打勾，或是打叉。深圳的方向与活力，一开始便是整个国家的期许与预设。深圳股市“牛”了起来。牛市一片生机勃勃。新的经济发展前景，促使股票价格上升，股市能赚钱的“神话”不胫而走，股民纷纷入市。
股票变得供不应求。股市扩容，势在必行。怎样让想买新上市股票的投资者都能买到股票？市里决定发放抽签表1000万张，每张100元，摇号抽签，中签率为10％，即每买10张，必有1张中签。消息传开后，股民均想一搏，成千上万的内地人赶到深圳。预定8月10日出售抽签表，但从8日晚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网点都排起了长龙，总共有120多万人，情景混乱。1991年11月，深圳有一批新股上市，主管部门印了3000万张表，一上午就基本售完了。第一次新股认购申请表发放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刺激着深圳人的神经。第二次申请表是1992年8月份派发的，然而在这之前的3、4月份已经是沸沸扬扬。而到了6、7月份，则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居民身份证“大搬家”，全“搬”到深圳来了。有人算了一笔账：深圳市政府售出表的命中率为10％，花1000元买10张表，能赚1万多元。每张身份证能买10张表，不受本市、异地限制。于是深圳有不少人赶快叫亲戚朋友收集身份证。安子打电话回家，她弟弟说梅县早已有人在收集身份证了。还有人花20元至50元“收购”、“借用”身份证呢！弟弟用“特快专递”给安子邮来了20张身份证。信中他强调了收集身份证的难度。安子想不到自己人在深圳，反应还是那么慢。8月8日晚，全市291家申请表的发放点前面，来领申请表的人已开始排起“长龙阵”。他们大都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有的在玩扑克，有的在聊天，有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