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有德。这些道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诚信，靠诚实劳动赚钱，当然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他只是为了得利，他的诚实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卖假货最终无非是为了赚大钱嘛！但是你不要去追究他，人的内心谁能够追究啊？谁也不能算计到人的内心。而且这种“诛心之论”，儒家讲诛心之论，就是批评人家的内心动机，批评人家内心的一闪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你应该为他的内心留下余地，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就完全是为了赚钱呢？诚实劳动，诚信，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中国人现在走到外面去，外国人常常用一种防范的眼光看中国人。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现在已经成了最狡猾的、最不讲诚信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机关算尽，有空子就钻，没空子也要钻，什么时候就把你“忽悠”一下，然后“人间蒸发”。
但实际上我们传统道德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儒家就讲这个。但为什么我们不诚？你讲得太多了，你把诚信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当作圣人的德行，你要求人内心诚明洁净，纤尘不染，但恰好对人的外部行为没有标准，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认为那只是小节。你所要求的小人做不到，小人能够做到的你又没有给他规矩，一切都按内心的感觉来衡量，而感觉恰好又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可以自认为问心无愧。所以我们今天不如把调子放低一点，你的诚信体现在诚实劳动、合法地赚钱上，这就够了，你不要去追究人家的出发点，说他是为了赚钱，他为富不仁，动机不高尚等等，不要这样。就是诚实劳动，小人也可以做到，一个小人他算计，当然是为了自己发财而算计，但他能够做到诚实，这就不错。
再就是勤劳致富，如果一个人很勤劳，这也就够了，就是一种美德了。小人也很勤劳，他不需要有远大的理想，他就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儿女，起早贪黑，这就值得夸奖。这是小人之德，上升不到圣人。圣人可能像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也不屑于去学种田种菜的，那样的叫圣人；拼命勤劳致富的人当然是小人了，但是应该看作是道德的，懒惰、四体不勤才是最大的罪过。还有遵纪守法，敢于负责，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一种道德。中国人历来缺乏这种道德，只不过是在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遵纪守法，如果没人看见我能够违犯一下就违犯一下，没人看见嘛！不敢负责，做了坏事就逃之夭夭，开车撞了人如果没人看见，十有八九能逃逸就逃逸，反正没人看见，抓不到。小人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话，他在这方面是敢于负责的，民间历来也有这样的先例，好汉做事好汉当，比许多读书人都要高尚。鲁迅的《一件小事》讲的就是这件事。但这种人往往得不到儒家道德的肯定，被视为“匹夫”。再就是个人奋斗，坚持自己个性自由，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小人他要把自己的自由上升到一种道德的时候，他的这种道德就有一种普遍性，他发现只有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他自己的自由才会得到尊重。当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那不必去管他，应该允许，这就是小人之德。你能够尊重人家的自由，那就是有道德的。至于传统的亲情孝道，裙带关系，走后门啊，贿赂啊，讲情面啊，礼尚往来啊，这些都是旧道德，甚至有的是不道德。有些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道德的，也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道德是对自由的尊重，对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的尊重。凡是违背这一条的，在今天就是不道德的，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只有不违背这一条的才可以继续是道德的。
普遍自由的这条原则不是一条单纯内心的原则，而是有客观标准的可操作的原则，它的可操作性在就于“公正”或“公平”。你追求个人利益你也要让别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没有这一条，不公平是正当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级制嘛！你能跟皇帝讲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你能跟当官的讲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讲公平？妻妾能跟老爷讲公平？中国人缺乏公平这种价值，这是有调查统计为根据的。公平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排在非常后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诚实，我们说这个人很老实，这就是最起码的评价了。但是老实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们今天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因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实这是没法知道的，你不能钻到他心里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实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所谓“乡愿”或伪善。即使他真的是出于诚心，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根据自我感觉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在干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内心是“诚”的，我真心诚意地做这件坏事，我没有坏心。那些团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揭发“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红卫兵”凭着一股赤诚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师，中国人这种情况多得很。所以诚这个标准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断言别人，包括断言自己。你用这种标准断言别人，那就是“诛心之论”。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断言别人的心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隐秘的动机？弗洛伊德讲人有潜意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要去“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就是因为我虽然在这里，但同时又不在这里，而是“生活在别处”。我必须从我现在的样子去寻找它后面的根据，在我今后一系列的思想过程行为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有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发现自己很坏；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坏，后来却发现自己还不那么坏。所以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有了自我意识了，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还不错，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那是不够的。所以西方人给这种认识自我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人，然后再去改善自己，去寻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质，那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这里一想，觉得问心无愧就行了的。
所以小人之德的基础，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自由当然是自由意志，小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都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是别人要他干的，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都是不自由的，那他就不负责了。我听从上级的命令杀了人，那就可以不负责。小人之德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由意志上，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说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为所欲为很可能今天是自愿的，明天就后悔了；或者他自己为所欲为，但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干，这都不能成为普遍规范。你如果把自由意志当作普遍规范，那你就可以一方面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你会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意志，那么这样一种自由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就有法了。你把它当作普遍规范，那它就成了“法”了。“法”是什么？前面讲了，法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有理性，它就是法，民主、法制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性冲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一时兴起，杀了一个人，明天你就坐到牢里了，后悔得不得了，当时就是一时冲动，那不叫自由嘛！真正的自由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则。法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你请一个圣人来制定法制，圣人凭他自己对天道的体会，制定一个法律，给哪些人自由，不给哪些人自由，这就是人治了，而不是法制。我们看到像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国家最开始都是一些小人啊，到美国去发财，淘金，那都是小人。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地，除了当地土人，都是些罪犯。结果他们在那里搞成了一个国家。那些人都是些小人，甚至是罪人，但是他们要建成一个法制的社会，好让大家都能得利，所以才把这个制度制定得那么民主。特别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国家，那就是一些小人在那里制造。当然也有圣人，像华盛顿那样的圣人，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圣人，他建立了国家以后功成身退，人家要他当皇帝他不当，去种他的地去了，并不把自己当作满不得了，可以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他认为一个好的体制比一个好的领袖对国家重要得多。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小人之地，而且是为小人服务的，这就是民主。
那么民主的法制一旦制定，自己就必须遵守，必须服从。哪怕是罪犯，在没有犯罪以前，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也考虑过的，这个法律我同意，我投票通过的，那么我将来要受它的制约的。受它的制约不是受别人的制约，而是受我自己的制约，因为我参与了它的制定。这是通过理性很容易想得到的，既然你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你今后就必须遵守，今后你的行为如果违背了它，那么它对你的惩罚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处罚。所以西方法律思想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让罪犯受刑是对他的尊重，因为刑法是他自己制定的，让他服从他自己的刑法是尊重他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