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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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判主义-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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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30年啊!30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干什么呢?封闭起来既然没有别的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在搞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力更生”。30年靠我们的传统来自力更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浪费了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

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我们在座的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考虑的就是将来怎么发展,怎么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干,把自己可能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再用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来加以维系,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所以我们讲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只是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也是道德观的现代化,人生观的现代化,而且这个是更根本的。你要讲政治体制,乌干达搬用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它那些黑人当年都是从美国“寻根”寻到非洲去的,在那里按照美国的体制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乱成一团,仍然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你要讲经济的发展,那经济的发展很繁荣的地方多得很,伊拉克从前是中东最繁荣的国家,现在是人间地狱。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人生观上,在道德观上,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人。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都好解决,都可以发展起来,科学技术这方面不在话下,政治体制方面也可以培养出一批新型的法学家、律师。但是道德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它最重要,但是最难。有人认为我可以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现代人,能不能做到这样?我把它叫做白日梦。你已经是个现代人,你又想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那不是虚伪?

     所以现代化的道德我们要考虑,它既然不是传统道德,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德呢?我认为应该是“小人之德”。我把“小人之德”跟“圣人之德”或者至少是“君子之德”相对立。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儒家的一个主题。我们传统道德历来都是君子之德,圣人之德,要做君子,做圣人,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从原则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圣人,但其实每个人都做不到,包括王阳明本人是不是圣人,都值得怀疑。所以我讲现代道德应该是小人之德,不是圣人之德也不是君子之德。小人已经被孔子骂得一塌糊涂了,学一点农业知识也叫做小人,不守三年父母之丧也叫小人,在儒家的眼睛里小人是不堪为的,是大丈夫所不屑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小人”正名,每个人其实都是“小人”,每个现实中的人其实都是有限之人,按照西方观念来看人是有限的,人有他的限度,甚至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人本性是恶的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本性恶劣的人也可以有德。这些道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诚信,靠诚实劳动赚钱,当然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他只是为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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