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纵横之士，唯一的目的就是建功立业。
英雄能屈能伸还表现在他能始终保持高尚的品格，身处贱地不气馁，身处高贵时能尽释前嫌。
例3：南朝宋人宗悫在贫贱的时候，同乡商业看不起他。后来宗悫富贵了，又请商业做他的长史。这件事令许多人感到不解。
斐子野则云之；“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平凡，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是像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的品德；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低头认命，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贱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至于像宗悫这样的人，贫贱时能忍辱负重，有韩信、黥布的气度，而发迹后又不计前嫌，是真正具有大将之风的人啊！”七、什么是真正的舍生取义
虽然古人云：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但为官为臣者，更要注重死得其所，让自己付出的生命有价值，死才有意义。
第二编 君道之善察良臣名将（4）
有人说：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宦官抗衡斗争，最终被杀害，是他们咎由自取，死得毫无价值。
但范晔却说：“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抗争。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他们超凡脱俗，不顾及人伦亲情，以逃避现实为不义，决不退让，以仁义为己任，虽道路曲折但意志更加坚定。所以，遇到机会，就协助窦武打击宦官，可谓万代一时。虽然没有成功，但其精神足以振奋世人。”
这就是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义”也有广义和和狭义的区别，为大义而死名垂千古，而为区区小义而亡则尤为不值。比如，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有人认为他讲义气，但他的义气仅为小义，不足以死取义。
范晔是这样评价臧洪的“义”的，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想想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但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不一样，在那个合纵连横，阴谋盛行的时代，人们都唯利是图，无仁义可言。更何况三国时，在诸侯割据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刚刚合好，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所以减洪死而无益。”
可见，臣之生死的选择也要慎重，不求名垂史册，也应死得其所才是。
《蔺公赞》说：“一个人明知非死不可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最后的结果不过被砍头而已。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吓得战战兢兢。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又对廉颇百般谦让，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像蔺相如这样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得死得其所。八、尽忠讲义就是大英雄吗
三国时，靳允不顾母亲安危，坚守城池，这算不算是忠呢？许多人对这件事和靳允的为人都很迷惑。
徐众说：“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弃城保母。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管仲把他开除了。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当然不能为相。所以，古人说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门，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刘备便让徐庶前往探母。想得到天下，就应体会人间的母子深情，应该让勒允放弃城池看望母亲。”
义乃做人之本，但如何取义才能使自己“义”得其美呢？
有人认为郦寄不可交，因为他出卖了朋友吕禄。这未免有些偏颇。对此班固是这样说的：“所谓出卖朋友，是见利忘义的行为，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郦寄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和社稷。为了国家的大义而出卖朋友，应该值得肯定。”
因大义而损小义不是丧义，这只有凛然正直、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做到，而这种人可谓真英雄。
《读帝王悟经典人生》 第二部分
第三编 君道之明晰臣之优劣（1）
君王治理国家靠人才，对于可用之才，虽然可以宽以待之，但是，对于他们出现的错误，也应该明晰，认真分析他们处理事务的得失，对千秋大业有利无弊。
魏文帝曹丕对他的大臣王朗等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对于君王来说，这三个人的才能哪个更适合做辅君治国的大臣呢？”
王朗回答说：“君王德高望重，臣下感念他的恩义。君王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臣下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君王用严刑重法，臣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君王行事符合仁义道德，臣民自然感恩戴德，上下和睦，齐心协力，从而达到文治的最高境界；君王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百姓当然会担惊受怕，君臣上下相疑，互相猜忌，但也能达到治国治民的目的。这两种方法，结果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否权衡利弊，因时制宜，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而异，是君者治理国家，选拔人才，领导百姓的关键。
君王能始终恪守仁义，以仁行事，就是圣人之举，就会国富民安。
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是尊贵显赫，但他们却能放下架子，过非常俭朴的生活，然而世人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二人行事的目的和动机不同。
范晔说：“每个人对待‘仁’的立场都不同，有的人以‘仁’为手段，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可是结果并不一定合乎仁义的真谛。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引为美谈。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但御史汲黯指责他假装简朴。二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动机不同故而毁誉也不同。”
正如古人所说：仁义的人安于仁义，智慧的人做有利于仁的事，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发现各自的心态截然不同。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三者中当然是安于仁义者最好。
一、司马家族的兴衰
司马家族在战国时期曾叱咤风云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家族势力之强大令许多对手汗颜，但这样一个实力不凡的家族，却逐渐由盛转衰，最后落得个被取代的下场。
干宝的《晋总论》对司马懿的才识和司马家族的兴起经过予以了深入的评析：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他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于是开始戎马生涯，三代人都驰骋疆场，屡见奇功。他秉性深沉，暗藏城府，但也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善于驾驭局面；知人善任，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孟达，东平公孙渊，消灭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多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他的才能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赞扬，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此开始。
司马懿创下的功绩给后人继续兴起晋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后，虽内有夏侯玄、李丰之乱，外有毋丘俭、文钦之侵，这两起图谋策划甚是周密，但还是走漏了消息，都被日渐强大的司马氏镇压了。东吴一带虽然战乱频起，终无宁日，但他们却能稳坐京都，粉碎图谋，使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连续起用了勇将邓艾、钟会，大兵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司马氏统一了天下。这简直是天意的安排，让人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初期因其特殊的军事才能，凭借其过人的谋略，又因接受了非常的礼遇，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司马炎在位期间仁德宽厚，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决断，万民拥戴，四海皆欢。于是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平定江南，东吴归附，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天下交通的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完美无缺的太平盛世，但吏治清明，为官者尽职尽责，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值得称道的百年盛世。
可是，这样的吉祥盛世却没有维持良久，司马炎驾崩不久，皇陵之土未干，杨骏就惨遭杀害，皇后被废，朝中旧臣有数十家被诛灭。随后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宫廷之内一片大乱，这样杀来杀去，使群臣胆战心惊，遇有危险，没有人再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但手足相残的事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年年都有发生。辅相失去了尊严，时刻都有面对被杀戮侮辱的灾难。此时的晋室山河破碎，朝不保夕，民众忿忿不平。先是李辰、石冰在四川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