诘降乩，随笔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试之曰：“能联句乎？”曰：“可。”任公乃与联句，亦即随时应付。任公又曰：“摩诘好佛，吾与汝谈禅如何？”则又极有禅理，娓娓不倦。观此，即或非真摩诘，亦非有天才，未易伪托矣。又有女仙，为南汉宫人李某娘，题诗一片幽怨。任公详询其身世，为之作传。又忆其乩诗二首。其一曰：“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怨别离。三字冤沈奇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鹤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莱。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绝域莫回苏武驾，边风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诗词隐约道及，岂事皆前定耶？其余诗文尚多，盖镇日以此消遣。与土地公亦甚熟习。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请其代邀乩仙。习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写一条字便可。有时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则土地公自着忙，为之邀致。然有时土地公降乩曰：“请勿催符。”或问何故？则曰请问之冥漠，可知符录之用，莫名其妙。费长房能役鬼神，一失符书，即死于鬼手。盖择术不可不慎矣。戊戌后，予与任公同在日本，每宴会，恒作豁拳。任公曰：“我辈新会人，宜操土音。”实则新会土音甚杂，茶坑之于潮莲，其土音亦各别也。横滨商人，有演讲会，常在大同学校夜叙。予亦随众学习，然常预撰演辞，颇以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辞，或一篇论说，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极好之演辞。此是训练时期，固不以雷同剿说为嫌也。予于是得大解脱，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东京，然常来往于横滨，或流连于大同学校者累日，叙谈常至夜分。一夕偶动抹牌之兴，时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顾深夜何处得牌？任视案头，曰得之矣。盖予适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以墨笔圈成天地人鹅，相与为戏。予已早睡，晨起视之，则名卡已成天九矣。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大隈伯邀大同学校诸君观礼，并在其花园开园游会。予亦随众赴会，花园离大学不远，入园后，见有立式宴会之旗帜，随风荡漾。予固不识其何意，同行者亦梦梦也。既而见日人纷纷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窃笑之，以为其饕餮若此也。时李盛铎为日本公使，与任公有旧，相与絮谈，亦不及饮食。柏原文太郎与康门甚稔，乃特设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请取携自便，然此际已杯盘狼藉，所余残炙，掇拾些碎，几至枵腹而归。惟有相视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见闻，尚不解此，我辈寡陋更何足怪耶！
《万木草堂忆旧》
梁任公之官生活
梁任公先生在民八游欧以前，勇于议政，为一对于政治生活极有兴趣之人，然其个人之从政历史则极短促。前清时，以举人随康有为后论事，得光绪帝之信任，仅获六品虚衔而止，尚不能如谭嗣同、杨锐等之晋为军机章京（彼时之军机章京，地位大约如今日之行政院参事）。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曾使人赴日本征梁氏返京，将以为学部副大臣（大臣为唐景崇），梁氏力辞。直至民国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龄组阁，梁始出为司法总长，包办熊阁之一切重要文告。且书生从政，结习未除，赶撰法规，一一公表，故熊阁一时有“条例内阁”之称，而事实上固无一事能办通也。熊阁倒，梁亦去。民国六年，乃以马厂起义功，参加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谓“西原借款”，经任公之手以签约者前后达二千余万元，时论颇不之谅。梁氏乃具状坚词请去。中有语曰：“神明内疚，清议外惭”，盖深有悔心矣。
经此两度试验，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为非人生活，民八游欧归国后，遂绝口不谈政治。他人从政，多起自下吏，叙其官历必有一连串不同之官衔，而任公无之，其毕生之官僚历史，仅此两个总长及币制局总裁而已。
《辰子说林》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3）
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努力史学，晚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补充，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娓娓之度，极便览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述此书编撰之经过，而启超热心斯学之精神，亦足见其梗概。惟记录之稿，盖尚有启超校改未尽者。如本书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年谱的体例》节有云：“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祠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论颇有识，而曾国藩何尝为李？＋作墓志铭？启超讲演时，或指国藩所撰李续宾或李续宜神道碑铭而言，“续”“恕”音近，记者偶失之。而启超校阅，未及改正耳。（坊间尝有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其晚年讲稿而印行于身后者，与其《清代学术概论》［本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范围略同，而资料及组织有异。发行未久远，即被禁止，以未得启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凌霄一士随笔》卷6
任公经纶
新会梁任公启超，文章学识，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风神超越，骨格灵秀，为五十年来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认。不容讳言，他在戊戌政变因其时为万木草堂弟子，与南海康有为亦步亦趋，同为保皇维新的中坚分子。但后来亡命日本，获识国父孙中山先生后，所以师生的志趣大异，因此在民国，也有不朽的功绩。可是一般民众决计不知任公尚有财政的经纶，兹述以告世人。当民二孙宝琦代阁时，任公曾任币制局总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讨平张勋之乱后，河间继位，特派任公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不过因国库匮乏，以致无展施其经济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讲学，以至殂殁。综其生平功绩，当以讨袁伐张两事，均为再造共和，确是最大。在袁谋称帝之时，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国人的视听。曾托人以十万元送至天津与梁，求其不再发表关于帝制之言论而已，犹不敢强其就范，任公倦允而拒礼。迨袁将登极之前周，天津《大公报》忽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洒洒，几近万言，揭载篇首。其中痛斥国体已经人民公认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变更。并诫袁勿以戊戌手段再来谋纂，气充词沛，辞正义严。此论刊出之日，感动人心，《大公报》销售一罄，馆无存报。筹安诸丑以报示袁，项城见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谋以杀梁。不意任公先一日，东渡赴日，嗣即绕沪南下，匿炉锅间，伪充煤夫而免。盖亦险矣。至于马厂誓师，亦任公几番陈词而发。当张逆在京发动复辟，讯传至津，众意属望于合肥段氏。而段顾虑可用之兵，仅马厂李长泰一师，意犹未决。任公偕汤化龙谒段，坚决以讨袁前例为喻，当时可用之兵，亦仅川滇两部，而松波卒告成功。段始决定视师，商由鲁督田中玉监视徐州定武军动静，义旗北指，未及一周迅速歼灭。兹两事均有关国统，不易为之。任公均参与其役，特附纪以告读者。
《圜府琐记》
梁任公与德富苏峰
偶读德富苏峰之《中国漫游记》，为民国六年事，中述在北京与梁任公之会晤，情词款洽，若有筋脉之可通者。任公时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苏峰则自谦曰：“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以资望言，任公似犹稍弱，若以才气与实学言，苏峰岂任公之比？苏峰早年文字颇为坚实而发扬民气，叫号爱国，不失为论坛正价之文，然其人实无深学，及其髦也，文流于滑，日日为《双宜庄漫言》刊于报纸，不知所云，对侵华及进攻英美诸问题，所发表之意见皆支离乖谬，而文字沉闷，不足引人，视数十年前之短简警策若出二手（《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为文屡引其语，动辄曰苏峰生如何如何，颇极响往之诚）。谓任公为“中国之德富苏峰”固为贬损，谓苏峰为“日本之梁启超”，亦未见其似也。
《辰子说林》
梁启超吼住龙济光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仓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