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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启超刊《国风报》，指摘亲贵弄权干政，复抗同盟会。时章炳麟方撰《民报》，持论有异同，卒为丑诋。启超不为下，报以恶声，而启超好辩，夫人而知之矣。项城自洹上入都，志欲取而代，既遣唐绍仪、杨士琦南下议和，复召启超归。启超久蛰思动，悉项城优于谋略，遂匆匆就道。自朝鲜经沈阳，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迎于郊外，相见语不及私。启超曰：“政治不修，基于贵胄盲从妄作，无预汉族之人。我辈宿主保皇，德宗虽不在人间，幼帝无知，监国昏暗，后死者之责益重。今持民主共和之趋者众，殊不适国情，即论共和，亦当虚君为治。”希龄韪其言，而已为项城所闻，请诏授超司法部副大臣，促速履任。启超濡滞不行，项城复遣亲信要之，遂去。既相见，绝口不谈往事，仅以倒清抑存清为问，项城佯笑曰：“予安敢叛，倘政策不容于当世，旦夕且退。”启超默然。
迨民主之制昭告天下，项城膺元首之选，使入赞密勿。启超辞曰：“非其时不仕，非其官不为。”项城知旨曰：“吾当成子之志，储材以俟他日，子且耐守之。”启超乃著《庸言》月刊，谓性好弄翰，志在立言；复纠合同类创共和党，为文论币制甚详。项城即起为币制局总裁，启超辞勿胜，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语。岁癸丑，希龄拜组阁之命，请于项城，以百端待举，宜得高尚之才相助为理，荐启超掌司法部，时称第一流内阁。旋退，授参政。筹安会兴，杨度布《君宪救国论》，谓止乱莫如帝制。启超愤然正色曰：“此何时，此何事，项城又何人？而可如是其轻且易耶？”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累万余言，讽刺项城，且诋度，一时舆论归之。有告之者曰：“子置身虎穴而履虎尾，可乎？”启超悟，间道走桂林，说陆荣廷举兵，卒成西南护国之图，启超被推为都参谋，而项城死矣。黄陂入继大位，复集国会，以段祺瑞主内阁。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争论久不决，启超既成《欧战蠡测》一书，力持加入协约国有利，祺瑞谓然，而国会解纽矣。不一月而复辟乱作，黄陂被逼而去，祺瑞张讨逆之师，征启超为左参赞，预戎机。事平，授财政总长，不安于位退。
自是不复出，讲学北之清华，南之东南诸大学间，为报章杂志撰文，谓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其言凄惋。久之积劳撄疾，医断为腰伤，剖腹取左腰而出。越二载，疾革，医以镜视，惊曰：“现存之一腰固损坏者，然则已割之一腰得毋误乎？”亟察影片，始悟损者存，好者去，而启超遂死庸医之手，人皆惋惜不置。倘尽其天年，他姑勿论，著述当益富矣。
睇向斋主曰：有为、启超以师生齐名，论者以有为品德不修，不无可议，论政则弥有坚忍不拔之志，笑骂由人，垂老无贰心，乃其长处；启超则善变，莫测其意旨所在，言行恒为人所疑。是说也，予并存之。
《睇向斋逞臆谈》
还君明珠双泪垂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批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著，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
《一士类稿》
菊花砚佳话
梁任公启超在湖南日，唐佛尘赠以菊花砚为缔交之始。谭复生撰铭语，江建霞手镌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别偈起众妄。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戊戌之变，梁出奔海外，砚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黄公度贻书梁曰：“吾已为君作蔺相如矣。”且加媵一铭焉，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则别一砚也。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矣。
《东华琐录》
梁任公读书得间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于“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诸舆论之义。而与现代民主主义契合无间，使反孔者无疵可摘，任公不第读书得间，且有功圣道，诚可佩也！
《健庐随笔》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2）
梁启超与康有为
启超籍广东新会，少有奇慧，八岁学为文，能缀千言，十二岁入县学，补博士弟子员，其中乡举，年才十七耳。应礼部试下第归，道经沪上，从坊间购读《瀛寰志略》及各种西书译著，刻意好之，始有志于经世之学。继获交陈千秋，因千秋执贽有为之门，修弟子礼。其自记谒有为情事云：“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千秋字）联床不能寐……”等语，叙述历历如绘，此见启超《三十自述》文中，当时北面有为，倾服之情，可以概见。
此后即受学于万木草堂数年，逮公车上书，随有为组强学会赞襄其事。会被禁，乃诣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之役。黄遵宪公度被派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启超偕行，会使事中辍不果。张文襄之洞屡书招致募府，辞不赴。旋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与黄遵宪、谭嗣同、陈三立规画新政，多所建白。有为既受清德宗之知，启超亦被召，事败，嗣同等被戮，启超遂东走日本，此其与清政局始终之大略也。
至康梁师弟于政治之见解，极相径庭。有为效忠清室，启超则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回天之举，而破毁民国共和政体。故于有为参预复辟时，设计挠之，有为引为深恨。曾作诗云：“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落日泪潸潸。”其称逢蒙弯弓事，正为启超发也。
有为之学，早定规模，亦以成学过早，囿于一时思见，而不能采撷新知，以进于广大精微之域。启超则终身锐进不已，惜其治学不专，所嗜之种类既多，又时时以驰政事害其学业。向令以启超之天资思力，专攻一二，其于学术，成就讵可量耶？
《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任公轶事
予与任公同为新会人。我乡潮连属东方，任公为茶坑乡属西方，相距颇远。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则游邑庠。成童领乡荐，与吾乡陈昭常，卢臣清，同科中式。时正主考为李端侍郎，副主考为王仁堪殿撰。欣赏其文，许为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执柯，欲以女弟归之。任公之父莲涧世丈，在乡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约与会晤，谈及此事。莲涧丈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辞不敢受。侍郎使语之曰：“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其后任公就婚于京师，归里谒祖，新妇亦谨守妇道，乡党称贤。盖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俭。以久处都市，习惯奢华之妇女，多慕虚荣，每难处约。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诚可嘉也。夫人生长贵州，云贵为鸦片出产之区，男女老幼，殆无人不吸烟。至有携备烟具，沿途卖烟者，或布席于道旁，或伸枪于窗口，零沽现卖，视为寻常。李侍郎家则悬为厉禁，举家不染此癖，则为贵州之特别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见乡人，辄问其吸烟否？盖以为与贵州同俗也。任公与予同学于万木草堂，即广府学宫之仰高祠，日间好为谐谈。其读书作文，多在更深人静时也。暑假各自归里，假后复业。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诗文一巨帙，盖任公昆仲在里，时作扶鸾之戏，每与乩仙谈诗论文，日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为才鬼所托。一日有王摩诘降乩，随笔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试之曰：“能联句乎？”曰：“可。”任公乃与联句，亦即随时应付。任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