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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三项解释，此时的姚兴是否害怕刘裕？以在下的观点看，如果让刘裕与姚兴在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打一仗，那姚兴几乎是输定了。但这毕竟是在下的观点，不是当时人的看法，而姚兴是不会以在下的看法作为决策依据的。刘裕此时在晋朝，虽已是无可匹敌的名将，但尚未与北方各国打过仗，不可能有太大的国际声誉。从后来刘裕北伐南燕，慕容超敢于选择放晋军过大岘的下策，以及姚兴在后秦的战略势态大大恶化时，为救援南燕，仍敢对晋军以战争相要挟来看，认为他现在就会因为害怕刘裕而不惜大放血，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而且，将帅的指挥才能虽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越靠近现代，因技术落差的拉大，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但毕竟不是绝对因素，还有众多的外部因素也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此时的姚兴较之刘裕仍有优势。柴壁之战后，北魏与后秦的关系逐渐好转，已由后秦的现实威胁转为潜在威胁；后来让姚兴挥之不去的梦魇——刘勃勃（即后来的赫连勃勃），此时还在后秦做他的安远将军；至于陇西诸凉，此时也都还在后秦面前恭顺地摇着尾巴，后秦所处国际环境目前还不坏。相比之下，刘裕领导下的晋朝建康政府，处境要糟得多。在外不但巴蜀与岭南丧失，后秦、北魏和南燕也都在不时骚扰着晋朝的北方边界；在内，大乱之后，百业凋零，在领导层内部，刘裕与刘毅和司马皇族的矛盾又渐渐明显化。内忧外患并作，可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总之，姚兴不该怕刘裕。
姚兴割地下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既然一二三项都让你否定了，那你认为姚兴犯的是哪门子迷糊？那么在下就对此事进行一番自己的推测。因为是推测，仅供朋友们参考。
推测之前，我们可以先确定一点：土地是好东西，它可以脱离国家存在，而国家不能脱离土地存在，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本朝太祖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古代那些名君雄主们，从秦皇汉武，到一代天骄，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征战不休的最大原动力，正是为了这玩意儿。
和土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另一基础资源，是人口。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少与国力的对应关系甚至超过国土的大小。因为在这两项基础资源中，国土是死的，人是活的，国土大的优势，正在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国家的财富最终是要靠人生产出来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要从民众中征发。在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拥有更多的人口往往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大的武力（注：以上推论进入近现代后不再适用），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把地广人众视作国家富强的象征。
然而，凡事都没有绝对。国家的领土并不总是越大越好，人口自然也不总是越多越好。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人终究是有独立思想的生物，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工具，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冲突的存在，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中总会有一定数量的“负人口”。所谓“负人口”，是指这样的一部份人群：他们对现有的国家政权缺少认同感或缺乏忠诚度，他们的存在不会对国家产生助力，相反具有对国家的破坏力，国家还得花相当的人力物力甚至军队来防备他们，所以他们对国力的影响是负数。正人口和负人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政治的清明与否、灾荒或是丰收、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乃至于民族融和或种族清洗等，都会对正负人口的转化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明朝末年，人口数超过一亿，比周边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这本是强国的象征，但由于明末苛重的税费加上频繁的天灾，将大量民众变成负人口：流民遍地，处处揭竿而起，他们对明政府的打击甚至大于外敌满清。
土地也是同理。如果在某个地区，它的居民大部份是负人口，或它的位置处在强大外敌威胁之下，易攻难守，使得国家为保卫这块土地付出的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那么这块土地就变成国家的“负领土”。同人口一样，正负领土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这需要巨大的投入，也不一定担保成功。如二战后，英法等原殖民大国之所以肯从它们的大部份殖民地撤出，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已经变成它们的负领土。
在引入了负人口和负领土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姚兴的作法。姚兴所割十二郡的完整版本在下一直找不到，就知道的其中四郡来看，全部地处今天的河南省南部，距离后秦的政治中心长安较远。而且这些地方在十六国时代，多数时候是晋朝领土，其民众并不太习惯异族的统治，对后秦的忠诚度估计很低，换句话说：这十二郡是后秦的负领土。
虽然是负领土，但若遇上如后来北魏拓跋焘那样的君主，也绝对不可能退让，因为负领土是可以转化成正领土的，纵然不能转化，也可以作为保卫正领土的屏障。但姚兴自柴壁之败后，显然进取之心已失，其国家战略转向全面收缩：放弃国力难以承受的边远地区，集中力量保护后秦核心区域，以减轻国家负担。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这并不是姚兴唯一一次主动割地。就在第二年六月，南凉主秃发傉檀向后秦进贡了三千匹马和三万只羊，姚兴便主动将后秦占有的陇西第一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南凉得到姑臧后，也迁都于此）割让给南凉。我们固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认为姚兴不敌刘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后秦会不敌南凉。姚兴割姑臧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姑臧城孤悬于外，几乎处于南凉和北凉的合围之中，一旦有变，守之甚难。
不过，姚兴的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他却疏忽了一条原则：在生存竞争激烈的乱世中，你退一尺，则人进一丈！靠消极退让是不可能赢得长治久安的。这次外交博弈的结果，晋朝兵不血刃，就收复了十二郡土地，让刚上台不久的刘裕威望大增，大大加强了他的执政地位，今后不管是对外北伐，还是对内整合，都增加了不小的筹码。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姚兴割地的动机是否纯正，他都可算刘裕的恩公之一，对刘裕一生的功业，助力着实不小。
不过刘裕的为人我们是清楚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成为他前进的拦路虎，刘寄奴绝不会在乎你是否对他有恩！厚道的姚兴白白地助人为乐，最终也未能给子孙换来平安。以后的史实证明：与刘裕作邻居，实在是姚家的大不幸，后秦虽然用大放血的方法躲过了初一，但终究没能躲过十五。姚家即将迎来的，不仅是亡国，还有灭门！
穆之献策上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康的政坛发生一次重大变故，刘裕的政治盟友，司徒、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武冈侯王谧逝世。如果放在今天，起码也得在CCTV向全国人民发表讣告：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有产阶级战士，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王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王谧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然后全国暂停娱乐节目，下半旗致哀等等（这自然不会妨碍刘毅等人偷着乐）。
但要弄清楚这件事对晋朝政局的冲击有多大，我们最好先弄清楚王谧的官究竟有多大？他在中央政府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
这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王谧的职务史书上记载的清清楚楚，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些职务所代表的实际职权并不是固定的。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的政治架构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变化的过渡阶段，人事制度最欠缺的就是规范化，乱七八糟的各种官职和将军号很能让人眼花缭乱。对王谧最重要的三个职务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司徒，是名誉宰相；录尚书事，是实质宰相；扬州刺史，扬州省长兼首都军区司令。
因为很难用现今的职务作类比，在下估且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晚清官职说明：王谧的官大致相当于XX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晚清声名赫赫的重臣李鸿章，也没做到这么大的官（李鸿章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生未入军机处）！
不过在这里，我们又得引入另一条常识：历史上，职位与职权经常是脱钩的。如果你以官职作为证据，认为王谧在晋末的位置比李鸿章在晚清更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王谧本身虽有名望，但并无实力，他和刘裕的关系如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曲《歌唱祖国》：王谧像林妙可一样站在前台表演动作口形，但真正发出声音的，是坐镇京口的刘寄奴和他的谋士刘穆之。两相配合，使得建康新政府既好看，又好听。
但现在，这种两面光的政策执行不下去了。王谧的死，对刘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此后再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士族代言人，王谧留下的空缺如果让别的士族名士来顶替，刘裕将很可能丧失对中央的控制，因为现在晋朝的实力派人物并不只有刘裕一人！
穆之献策下
另外这些实力派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左将军兼豫州刺史、南平郡公刘毅。面对突然到来的变化，这位**怀大志的刘希乐在竭力压制住内心喜悦同时，早已料定：这个机会，走过路过，不容错过！
虽是良机，对它的使用也是需要很高政治技巧的，一定要拿捏到位，不能刺激到刘裕的神经，以免弄巧成拙。经过精心的盘算，刘毅向朝廷提出两套方案：一、由琅琊王司马德文担任司徒（反正司徒已经退化为荣誉衔，让皇族担任无碍），由中领军谢混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