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打个比喻，这儿有一块好钢，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譬如可以用来打一把好刀。但这把好刀在不同人的手里却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在猎人的手里，是狩猎的利器；在屠夫的手里，是宰杀的利器；在强人的手里，是抢劫的利器；而在弱者的手里，极有可能是他的信心。
四川现在的这一切，在西方列强眼里，也就与他们差不多一回事，就是个‘工业生产’或机器化大生产。发展工业生产肯定可以改善民生提高国家实力，但在不同的人手里，同样会有不同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随着洋货的涌入，东南沿海一带多少农民破产，我们的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这说明工业生产如果只掌握在洋人手里，会给华夏民族带来灾难；前清，从李鸿章开始就在搞洋务，也就是我现在搞的这些，他们耗费了国库多少银子，数以亿计，可给国家带来了什么，给民众带了什么，我们用的还是洋货，连一颗缝衣针都是洋人产的。汉阳钢厂产的钢，其每吨的成本价比洋人产的钢材到上海的口岸价还高10两银子；这说明，前清是搞不好这个工业生产的。
这是否意味着革命成功了，搞洋务或工业生产就一帆风顺了呢？要得出这一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十七世纪，发生在大不列颠岛上的‘羊吃人’的运动，就是工业生产早期带来的破坏作用之一。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里，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奇＇﹕＇书＇﹕＇网一方面提高着民众的福利，另一方面也伤害着民众的利益。
从西方列强的一般经验看，工业生产需要的条件，一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二是具备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准的工人，三是贸易关卡的突破。目前，虽然我们名义上已经消灭了所谓的封建制度，但实际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四川的先发优势主要是依靠失地农民，但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条件则基本不具备，四川能做到如此局面，是来源于华夏实业集团最初的就业培训，那可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在没有雄厚的资本金，特别是没有认识到职业培训对于工业生产的意义之前，搞工业的效果未必就很理想；第三个条件，我就不多说了，玉阶兄应该知道在四川之外有多少关卡、厘金、过境税。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也即体制问题。在全国性的体制没有解决之前，华夏不可能迎来工业时代，同时四川的工业生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哦，都督这个观点倒是很深刻，我平时也在思考，只是抓不住要点。”朱玉阶也听得津津有味。
“体制问题牵涉的面太广，我这里只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官员。国家问题，在过去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但是，现在皇帝没了，我们就必须解决：国家是干什么用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问题，即国家的性质问题。
我以为，国家，是全体民众之国家，国家的责任一是保民众之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为全体民众谋福利。非如此，这国家不要也罢。如果上位者依然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私产，把军队、警察这类力量看成是自己的私器或者是某一个党派的私器，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由此推而论之，一省之都督，一省之长，又如何看待自己掌控的一省呢？如何对待一省之民众呢？再往下，有州、县之长，中央、省、州政府有各部之长，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他们如何看待手中掌握的权力？
所以，这自然而然引出一个官员的问题或者官僚体制的问题。过去，大臣、总督、巡抚是皇帝封的，国家和民众都是皇帝的，所以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但开明的皇帝如唐太宗之流也明白民众与皇帝的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能看到这个深度的官员实在是太少，官员的主流还是‘唯上’，对上负责。这样，事实上就把民众从国家的视野里消除了，把民众从国家的利益格局中排除了，显然，这样既不利于国家的强盛同样也不利于民生。西方列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搞了民主，搞了选举。
广州的孙文提出了一个‘民权’主义，想来也是看到了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想要革除之，但可惜的是，孙先生的主张虽然好，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路径。
因此，最后，我要说的是，工业生产在官僚体制没有解决好之前，如果一厢情愿推行，只会成为少数官员营私舞弊的利器，譬如将本属于国家的某片矿山变为私有，厘金局的人则将收的税款变成自己少数几个人的私产，而民众依然难以享受到工业生产、物货充足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甚至极有可能造成更多的自耗农和作坊主的破产，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即便工厂的工人，其权益也得不到任何的保障。想必玉阶兄应该听说过上海附近的工业生产吧，那些厂里的工人，一天最低要劳动12小时，一般情况下是14个小时，而时间最长的竟然达到18个小时，很多工厂还有10来岁的童工，可想而知，民众过的是什么生活。
目前，四川的工厂实行的是10小时工作制，我担任大股东的工厂也是实行的这个制度，但其中有2个小时要求他们用来学习文化和技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今年，我亦准备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云南和贵州两省，玉阶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制度有多大的阻力！这可是从别人的钱包里往外掏钱啊！”
“都督，放心。我朱玉阶虽然人微言轻，能力有限，但道理我还是懂的。都督在四川推行的这套制度，应该也必须向整个华夏推行，这样，民族复兴才会有希望！所以，我在此表过态，不管都督给我安一个什么职位，我都会记住都督今天的一席话，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也为广大民众，我朱玉阶这一百多斤就算丢了又算得了什么！”
“玉阶，我是知道你的抱负的。客气话就不说了，我们一起努力吧。”陈华到不是故意忽悠朱玉阶，陈华的这套“理论”，可以说是综合了前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凡是搞得好的国家，莫不是把官员、民众，富人、穷人的权利义务界定得非常清楚，同时从制度上尽力保证民众的权利。
“对了，都督，我这次回老家，听说很多地主都想将土地卖了，而准备到城里开工厂或开商铺。”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土地的最大作用，是为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和工商业的场地问题而存在的，说白了只是众多资源的一种，而不像今天的华夏，土地被当成了主要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这样下去，会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饭吃，最终会危及到整个民族的安全问题，华夏历史上的每一次动乱，就其根子来说都是因为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而造成的。要保持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
“如果不听都督所言，也许我还不理解，但都督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朱玉阶认真地说道。
“呵呵，关于土地问题，我还有很多后续手段可用，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太成熟罢了。”陈华很高兴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陈华有句话没说，那就是前世采取的“没收”和强力镇压政策，如果陈华敢用，说不定四川就有一百万人要找陈华拼命。
陈华当然不会用。这并不是说前世那种做法就一定错误，而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采取那种比较激烈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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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三省联合1
西元1913年3月25日，云、贵、川西南三省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三省经济建设资源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及建立三省联合政府的有关问题。
华夏民族独立军占领云南和贵州之后，陈华并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直接派人接收两省政权，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由两省各界代表人士，分别召开会议，选出各自省份的省级政府。
在涉及到省长的具体候选人身份时，陈华分别向两省士绅推荐了李根源和戴戡两人，结果这两人“不负重望”，被云南和贵州两省代表推选为省长。
李根源，字印泉，1879年生，先生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曾为云南讲武堂教官、总办、军政府军政总长、总参议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本书写成第一师）等职，在云南的影响力，仅排唐继尧之后，位列三甲。
在与云南代表商议时，也有唐继尧的“粉丝”提出希望唐继尧来担任“省长”，但参与商谈的华军第三师副师长、云南纵队副司令员李彬以“西南战役，耗资百万，死伤上万，总得有人为此负责”为由拒绝了唐继尧出任省长的建议。
在贵州，亦有人提出请刘显世来担任省长，贵州纵队副司令员周树勋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其实，在华军两师刚刚抓获唐继尧、李根源和戴戡时，陈华便立即找到赵尔丰、朱庆澜这两个颇有经验的老人研究善后局面。
被抓的三人，肯定不能杀，也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用。在明白陈华的真实想法之后，两人建议应该把戴戡和李根源推出来主持两省政务，只是对于唐继尧，陈华坚决主张不用，赵尔丰和朱庆澜也只得作罢。
当滇军和黔军几个主要人员被送到成都后，陈华派赵尔丰和朱庆澜两人先去接触，赵、朱两人，曾经与唐、李、戴三人的遭遇非常相似，但现在都活得非常精彩，手上亦有真正的权利，与袁世凯手下的“省长”们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几人兴致勃勃地与赵尔丰、朱庆澜谈了一个下午，李根源和戴戡等从交谈中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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