蓓蓓可能有什么话想要对瑞平说，每天眼睛里总是带着一点期盼，这一点瑞平很明白。在黄渡时蓓蓓和他的谈话总不是偶然的。有一天，蓓蓓在医院将班交给了瑞平，就说：“我们在楼下走一走？我有话要说。”
瑞平在和她并肩下楼的时候，在楼梯转弯的地方避开了。大概他有这样的潜意识：自己和小妹一直在说话，就是一种关系。既然这样，那么就不能再和蓓蓓说话。
生逢1966 15（3）
“你害怕我吃了你？”蓓蓓看到他走开，就恨恨地嚷起来了。
瑞平站住，但是不回一个字。
“你这个人啊，一股酸腐气，很讨厌的。”蓓蓓脚步重重地走了。
在医院里，瑞平平静的接待日子里，大多数是很平静的来访。只有特别的人物出现，才有特别的片断。
首先是那个远房亲戚。那个八十多岁的三伯伯陈树衡。他还很健，他是自己一个人从静安寺那边坐车过来的。他依然满面红光，耳垂很大，绵软厚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左右眉毛上都有数根寿眉，箭一样戳出。
其实他对于瑞平一家的受难并没有一点责任。他没有给瑞平的爸爸划定成分，也没有组织对妈妈的批斗。相反，在抗战的年代里，他将一家小厂交给了爸爸经营，在爸爸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将乡下的租米让爸爸去收。瑞平的家里，还有四个方凳和一张八仙桌，就是三伯伯在爸爸妈妈刚到上海时用黄包车送来的。
瑞平生气的不过是他竟然安然无恙，他还能这样宽厚地和妈妈说话。
“玉清妹妹，”这是萧山人称呼自己同辈人的话，尽管两人相距三十多岁。他同时将一个西瓜和一包桂元干放到了床边的小桌上。“病主要是要养，养得好就是最好的。”
“树衡哥哥，”这也是萧山人称呼自己同辈人的说法，“谢谢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胆囊炎，开了刀就好了。”
八十多岁的老哥就很响亮地笑了起来，说起萧山的很多往事。两个人都很小心，没有说到爸爸。他看了一眼瑞平，说：“你好好照顾妈妈，啊？要什么就给我写信。”
“病去如抽丝，慢慢就会好的。心一定要定，不要着急。”他起身走的时候，妈妈就说：“树衡哥哥，谢谢你，我还不能走动，以后病好了登门拜访。”妈妈随后就喊瑞平：“瑞平，你就代我送送老伯伯。”
瑞平也就笑着在妈妈的导演之下扮演了一个孝心浓厚的儿子。
他搀着老伯伯，不料在下完楼梯的时候，老伯伯突然一把将瑞平的手腕抓的，直瞪瞪地看着瑞平。不过嘴角上却有着笑：“瑞平，你不要瞒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大灾星？”
瑞平的心事被人猜中，便有一点掩饰的笑容，这样的笑容在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脸上，便有一点恐怖：“没没没有。”
“哈。”老伯伯只有冷笑了一声。然后就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了一个皱巴巴的小信封，交给了瑞平。“长白山人参，放在碗里，隔水蒸。给你妈妈吃了。记得了？这是可以吊命的，妈妈一旦危险了，用老人参可以吊三数天。”
生逢1966 15（4）
当时人参是很少见的，大规模的种植还没有开始，人参全是在山上一棵一棵挖来的。药房里将人参用一只玻璃的盒子装好，外面用锁锁好，很小的一截要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你这小子，替我好好看住你的娘。她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的良心啊！”
他显然什么都知道。瑞平背后一阵冷气抽过，汗衫立时湿透了。
爷叔董品章经常来到医院。他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带着造反队的袖章，而且还背着毛主席红宝书的袋袋。董品章来到医院最重要的是代表组织和医生交谈几句。他没有更多的话要和妈妈说。他只是经常坐在病床旁边，看着妈妈，妈妈经常在这样的时候装着睡去。他们没有什么对话，也没有什么眼神之间的交流。瑞平不知道董品章是在想些什么。他也猜过，只是猜不出来。他是在后悔？是在默默地忏悔？还是在等待妈妈的醒来，让妈妈指着鼻子一阵大骂？
他一共来过七次。但是在病床前没有说一句话。他经常是在晚上下了班的时候来的。然后在小妹来接瑞平的班之后和瑞平一起离开。董品章显然变得话很少。他和瑞平也是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最后总是在淮海路上很平淡地打个招呼分手。
妈妈的病情在一点点的恶化，所有的人全知道，只有妈妈一直不知道。有一天，当小妹向蓓蓓交班的时候。妈妈要上厕所，就对蓓蓓说：“来，今天不要用扁马桶，上厕所你也不要扶我，让我自己走几步。”
蓓蓓和小妹有一点张惶。蓓蓓就说：“瑞平姆妈，还是我们扶着好。”
妈妈笑着说：“我总要自己下来走路的。难道叫你们把我抬出医院吗？我已经看到我身上的黄疸已经褪掉了。”她就向前伸出一只脚，踩在地上，然后又伸出第二只脚。她的膝盖一软，立刻就失去了平衡，两个女孩子赶紧搀住，才没有倒下。妈妈因为虚火而有些红云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一切全都明白了。妈妈就说：“我不去厕所了，还是给我一只扁马桶好了。”
因为一个秘密被揭穿，小妹和蓓蓓的脸也变得煞白。妈妈解完手之后，发了一会呆，就让蓓蓓给她梳头，让蓓蓓将床摇高了一点，然后就很安静地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蓓蓓对小妹说，应该去看一看一个人了。小妹就问是不是教授？蓓蓓说是的。她们就下楼，她们在医院到处寻找，后来看到在小花园里，一个瘦小的身躯贴在地上，两只手伸进阴沟洞里。臭气从阴沟里涌出来。教授好不容易将阴沟弄通了，站起身来。却被两个工人指挥着，用水桶将地面上的臭水冲洗干净了，将竹片和铁丝等等装到了一辆手推车中。他见到了两个女孩，就站住了，挑起两根眉毛询问：“怎么了？”蓓蓓就说：“她已经走不动了。”教授就闭起了眼，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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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太悲惨了。”蓓蓓说着，就哭了。
“能不能再开一刀？”小妹问。
教授说：“红卫兵小将，医学有时很无奈，以后你们如果当医生就知道了。”
三天之后的傍晚，病房中来了一个乡下女人。这使瑞平的“相对平静”终于最后打破了。
其实瑞平的娘不是乡下人，萧山是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县城。但是上海人即使在文化革命中，也把没有上海户口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阿乡”。娘不顾上海人的鄙夷不屑的眼光，她穿着那件在土机上织的粗布衣服就走进了医院。娘就在病房和妈妈见面了。“第三者”瑞平不幸正在场。他害怕这样的见面，但是他不敢躲开。
娘带来了热的鸽子汤，是装在一只竹壳的大口热水瓶中的。这个瓶子是瑞平小时候夏天装棒冰用的。
娘很兴奋地说：“一点也没有错，钥匙就在那个小箱子里。”
妈妈很高兴地回答：“十只鸡不如一只飞，鸽子好啊。”不过她说这些话时软弱无力。
娘在那个年代竟然能够弄到一只鸽子，简直是奇迹。当年市场上本没有肉鸽卖，娘买到的一定是人家的信鸽。信鸽的肉老，娘一定是什么都顾不得了。娘还在大同坊家里烧好了汤。
娘就坐在床沿旁，和妈妈说话。娘没有喊妈妈“嫂嫂”，称呼妈妈是“玉清姐”，妈妈称呼娘是“婉菊妹”，这也是萧山人的特别称呼，仔细听，才知道要比老伯伯“玉清妹妹”少了一个字，这就是远亲和近亲的差别。
妈妈的泪水就不住往下流。妈妈没有说什么，只是一遍又一遍的摸着娘的手。娘也没有说话，只是拿出自己的手绢一次又一次给妈妈擦眼泪。一面自己也在流泪。
娘从布书包里，拿出了沙地上的鬼脸瓜、黄金瓜，又从手中杭州篮子里，端出了乌豇豆干烧肉，辣茄酱。还有一碗梗米粥。
妈妈就说：“我好开心啊！我最想的就是这些。”
娘就说：“我请了假，今天就在病房里陪你一夜。”
妈妈就说：“你坐的是夜车，还没有睡过呢。”
娘说：“以前我们姊妹见了面，哪回不是要说个畅快的？”
“弟弟和小人都好吗？”
娘说话一向就有一点夸张，她就说：“其他还好，就是瑞知，差一点没有命了。”
妈妈迟疑了一会才现出大惊失色的表情：“怎么回事？瑞知不是已经有单位了吗？”
“他参加了红暴会还是省联总我不知道。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腰里插了一把手枪。进门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将枪举起来，我魂都吓出。你还记得没有，后门有一口井？那口井在通了自来水之后就没有用过了。瑞知就一个人到了后门对了井里乓乓乓放了三枪，就像是炸了三个大炮丈。左邻右舍全部慌得爬出被窝，从小夹弄往外面逃。瑞知就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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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守在杭州一个什么地方，另外一派就来攻打。三天三夜，枪声不断，还掼了手榴弹，最后被对方攻破了。他被人家揢了去，对方用冲锋枪押着，他举了双手投降在马路上走。”
“不是我看到的，在杭二棉工作的姓石的亨个老倌。正好出差在杭州，就在解放路上看热闹看到的。”
妈妈精神亢奋起来：“亨个老倌我认得。快点说下去，瑞知后来怎样？你急坏我了。”急坏的还有所有病房在听故事的人，因为他们全不知道“亨个老倌”就是萧山话中的“那个家伙”。
“还好，瑞知后来被解放军放出来了。办过学习班就回家了。”
“他受伤没有？”
“重伤没有，只有手臂上被人用刀劈了一下，流了很多的血。现在好了，结了痂。在家里每天都在他爹的房间里画图。好了，吃饭吃饭，粥有一点冷了。”
当小妹来到的时候，妈妈就望着天花板慢慢说：“我今天有你娘陪着，你们全可以回去了。”
娘不认识小妹，以为是医院里陪夜的，就对小妹说：“这个妹妹也好回家去歇一天。只要那把躺椅留给我就可以了。”
妈妈就说：“她是瑞平的同学。”这是妈妈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