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派加紧进攻的时刻，吴晗给《海瑞罢官》写了序言，特别声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彭德怀重新向党进攻。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紧接着，他们就抛出了《伟大的空话》来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泽东显然被这个材料所折服，他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个姚文元实在厉害，字字句句都打到了要害上了，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地发挥他的作用。至于他的家庭的其他问题，那不是什么问题，告诉他好好干！”
江青说：“姚文元、张春桥同志这次是豁出来了，为了把这场斗争搞好，他们时刻准备下油锅、入地狱。”
毛泽东说：“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你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要准备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修正主义当政了。如果你们有了思想准备，无非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个不怕的准备，就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江青说：“现在，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很紧张，据报告他们天天打听消息……”
“如丧考妣！”毛泽东说，“那个邓拓，我是了解他的，批评过他不知多少次了，思想一直是右的。反动的书生气十足，怎样批评他，他也不肯改悔。所以，他从骨头里都是恨我的。这一点，局外的人不清楚，但是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就清楚了。彭真不过是装聋作哑，有意识地看我的笑话而已。你们写文章怎么样啊？”
张春桥说：“我只是给姚文元出点主意，多年来没有写大块的文章了。”
毛泽东说：“还是要写点东西，你的思想很敏锐，抓问题也很及时，这一点有些像梁启超，我对他的文章很爱看。但是，这个人一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和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写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叫人看过痛快淋漓。他是用白话文作文的，很快便传诵一时。但是梁启超也有他的缺点，写政论文章往往态度不够严肃，讲究文章的气势，但是过于铺陈排比，列举事实似是而非，给人以粗浅的感觉。有时候就有点强词夺理，装腔作势。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克服，不要学他的。
这时，张春桥介绍起他们整理的邓拓、吴晗等人的材料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诬蔑的案件，把已经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番。他特意说于谦‘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后，他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且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他还是在这里暗指彭德怀这个人。半个月后，邓拓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他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们的思路’，这个案件是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我和文元认为这篇黑文的要害在这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面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面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角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他根本不敢收进他的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欣赏。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邓拓等人抛出了十分恶毒地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和彭德怀等人攻击主席、党中央的语言是一模一样的。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里的文章《今年的春节》里写道：‘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他们高兴得实在是太早了！”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做梦都在盼望着我早早地死掉，或者中国出现一个匈亚利那样的事件，把我赶下台去。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物上台嘛！”
江青说：“有的人已经是迫不及待地作好准备了！”
张春桥说：“总之，从吴晗发表《海瑞罢官》以来，邓拓这些人凭借《前则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为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什么《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为李三才辩护》、《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专治‘健忘症’》等等，是其中最甚的。我们分析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我们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丝毫没有冤枉了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地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我们就这样地准备，等选择好时机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我要看看彭真这些人下一步是怎样地动作。秀才革命，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变化会有的。譬如梁启超先生，他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认识到旧制度的危害，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就逐渐地失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保皇党了。他后来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再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其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旅游，回国后就无心问政治，专心著作和讲学了。如果我们这次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张春桥干什么？姚文元干什么呀？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反动派杀头，一个也像梁启超那样，退出政治，专门搞学问去。”
张春桥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永远是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第三十章 最后反扑
＇彭真搞的《汇报提纲》，给毛泽东创造了解决问题的导火线。毛泽东对江青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集中主要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包括暂时的同路人，首先把彭真的这个东西搞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从康生手里接过《二月提纲》后，问道：“怎么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应该知道呀？为什么事先不报告主席？”
康生说：“彭真、陆定一他们搞这个文件，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彭真、陆定一同志带着许立群、姚溱、胡绳、吴冷西等同志到了少奇同志家里，向少奇作了汇报。少奇建议彭真向毛主席再作一次汇报后交给书记处或政治局常委讨论。据彭真说，他专程到杭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已经点头了。二月十二日在少奇家里继续开会，彭真汇报了他和毛主席的谈话后，政治局常委才点头同意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这个《汇报提纲》的。”
江青大喝一声：“这是造谣！彭真在有意造谣！主席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文件呢？这里没有毛主席亲笔写的半个字，像这样类型的文件，都是要由主席亲自修改和补充才能发出的，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感觉吗？”
康生一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江青开始认真地研究起这个文件来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混账！”江青刚看到这里就拍桌子骂了起来，“彭真是在有意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性质，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的反击说成是什么‘讨论’，把资产阶级对姚文元等人放肆的攻击说成是什么‘成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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