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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里作民运工作是可以展开的。因为敌人的侵略给我们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虽然，北伐军到山东的时候，因为国共两党分裂，民运工作没有作得好，虽然，山东过去离皇帝很近，后来是被军阀统治着，被麻醉得很厉害，虽然因为这些原因山东民众失去了‘强有力的’自动性。”
江青看完后，毛泽东对她说：“张春桥基本上说得都是实话，分析得比较合情合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文人，现在大概成了政治家了吧？对这个人，要多培养他，我看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和邓拓、吴晗、廖沫沙那类坏人不同。对姚文元也要帮助，让他们在政治上更坚定起来。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同过去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是一样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这一点，要给他们讲清楚。”江青点点头说：“我懂得了，和那些修正主义分子斗争，我比他们的经验要丰富些。”
“另外，你再去找林彪谈谈，注意，只谈文艺界的事，不要把我们谈的告诉他。你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我也要和他谈一谈，另外，还要和恩来同志谈谈，这个人老成，靠得住。”毛泽东说，“中宣部这些人已经变成了左派的阎王殿，扼杀了许多年轻人的好文章。不要怕，没有右派的疯狂，就锻炼不出坚定的左派。我看那些好文章统统都是要公布出来的。先让陆定一这些人表演一番，让他们暴露得越彻底越好。这样垮台后，左派才会感觉到解气。”毛泽东把她的手慢慢地松开，朝桌上的红色电话走去。
从这个时候起，真正下功夫研究毛泽东，而且研究透了的，是林彪。
林彪听取了江青的意见，并且亲自和毛泽东谈话以后，对这位伟大领袖的思路和脉搏自认为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在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里，毛泽东是最重视舆论工作，特别是高度重视理论作用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毛泽东把理论来自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指导于实践的精髓掌握得精熟老练。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他参加革命斗争以来的政治经验和革命智慧的高度总结，反过来他的哲学思路又始终指导着他不断地进行新的斗争，而且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的风浪中，就像一个稳操胜券的舵手，眼睛始终地盯着前方。任凭身旁波涛翻滚，云雾弥漫，浩烟吞吐，他总能破险峰、穿恶水、斗蛟龙、战群魔，取得神话般的胜利和成功。他的辩证法策略和战略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正因如此，他博得了所有的同志们和战友们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尊敬，博得了全党全国全军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战争年代，他全部的精力的重心是放在夺取政权和歼灭敌人的军事谋略上，部署战役，指挥作战；夺取政权后，他的重心是抓上层建筑，围绕着巩固政权的问题，部署和指挥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役。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断定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抓理论斗争，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最后发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革命上来。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反复地作了研究。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看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们看了吗？非常值得研究。现在看来，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他揭开了盖子，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的，破除了对他们的迷信。另一点是他捅了漏子，就是说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还是他的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对斯大林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功、过要恰当。否则，就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主张在我们中央的高层领导同志中，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连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外，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陆定一、陈伯达、邓拓和胡绳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斯大林的错误、中苏关系和个人迷信等问题。当时，毛泽东就料定，苏共领导人的这些行动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严重的影响，势必会在全党和全国产生连锁反应。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秘密报告，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得很中肯：“我早就认为斯大林会出问题的。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出过许多错误的主意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一开始是支持王明的。王明那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起源于斯大林。抗战结束以后，教训我们不要打内战，很长时间是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到苏联访问时，他还迟迟不愿与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些都说明了斯大林的过错，说明他不是一贯正确的。当然到了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我们出了兵，他才相信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才认为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插话说：“斯大林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作用和领导，承认他自己在中国的问题上犯有错误。”
“这就是斯大林的正确一面。”毛泽东马上接着说：“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这一点，就是绝大的错误。在这点上，我们和赫鲁晓夫是有分歧的。紧密相连的是第二点，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使我们应该独立思考了，应该使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着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错误。第三点，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况且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犯点错误又算得了什么？我历来是一个错误难免论者，斯大林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上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叫谁也避免不了。第四点，依我看，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斯大林从哲学上讲，就是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过早地取消了苏联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造成了最大的失误。我建议我们的秀才，由陈伯达同志为主，根据会议的讨论，写成一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公开我们的观点。”
林彪感受出来，毛泽东是十分留恋斯大林的，对赫鲁晓夫处处表现出了恶感。他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对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早就是斯大林领导核心的成员，十多年来他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早不站出来抵制斯大林的错误？说明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这几次会议讨论，陈伯达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写成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公开发表，实际上等于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划清了界限。随后，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底再次组织写成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的这几件大事表达了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
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里，处心积虑地要反复证明的是这样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思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多次说：“这段写得好，客观上是替斯大林辩护的。”
毛泽东特意指示写上了这样的段落：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它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从此，毛泽东就把“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忍耐了三年以后，终于和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展开了论战和较量。
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