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这些指示，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罗瑞卿硬要小家子气，赌气说林总这些指示是和他故意闹别扭，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林总的指示，拒不传达林总的指示，甚至公开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他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他讲这些话都是赌气，其实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暴露了自己，让林总抓住了他的把柄，狠狠地整了他一顿。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来告状，毛主席还能听他的？马上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罗瑞卿到这个时候还不改悔，硬要鸡蛋碰石头，最后还不是他栽了跟头？”
田家英向叶剑英询问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的概况，问道：“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希望林彪同志接受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叶剑英对田家英说：“现在罗瑞卿死也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是可能的。那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林彪同志不要多管部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嫌林彪管事太多的这些话，罗瑞卿在一些场合里也讲过。据说，叶群当场就把刘亚楼给顶回去了，刘亚楼又找到林总，提出了这四条意见，林总也批评了刘亚楼。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田家英对叶剑英说：“现在主席搞运动的矛头越来越表现出是对准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了，这样的革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剑英同志好好地考虑考虑。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主席的批示中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一来，就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是否科学？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正这样地宣传起来，是否会在全国造成混乱？也造成理论上的歧义？我个人认为主席这样讲，反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巩固我们党的威信没有什么益处。”
叶剑英说：“这话你可不要随便讲，你是主席身旁的人，讲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我看，主席的这个研究是下了功夫，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发的二十三条，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论断．里面也明确她规定了这么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主席既然这样讲，肯定是有所指的。你以后不要再胡说了。”当然，田家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对叶剑英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二十五章 见机行事
＇毛泽东日夜翻阅各省的报纸，密切关注全国的动态。当他认为自己面临封锁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依靠自己的老婆才觉得唯一可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秘密通知《红旗》杂志的编委、哲学家关锋速来上海。他们要见他。上海毛泽东的秘密驻地，此刻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随行人员：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眼下，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江青的汇报。茶几上，放着几张《文汇报》，上面刊登有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文章，还有几本《鲁迅全集》。他的身后是一排黑色檀香木的大书架，他从北京带来的大批线装书零乱地摆在上面，同时还有从上海图书馆里新借来的一大批书。江青穿着一件驼绒线紧身衣，棕色呢裤，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正侃侃而谈。她不时地往后理一下短发，整整她的衣服，用白嫩的手指，翻一下手中的纸张。这些小动作，丝毫不影响她的谈话。她对毛泽东说：“北京至今按兵不动，尽管有人建议北京一些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彭真始终封锁。没想到彭真这一次跳得这么高。我离开上海后，一直没露面。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证明，他们抵制姚文元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和中宣部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双手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腾地站起来：“我就不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独立王国，那好，我们就较量一下吧。你让张春桥赶紧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往北京发，打乱他们的一统天下。你找过伯达、康生吗？”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转达了，他们正考虑写文章。连他们也感到，在北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把她的手拉过来，轻轻地抚摸一下她的手背，叹了口气，又坐回沙发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轻轻地嚼碎喝到嘴里的茶叶，咽了下去，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斯大林活着时，赫鲁晓夫肉麻地吹他、捧他，他刚死掉，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去年，他的伙伴们又发动政变，把他搞下台。我们党有没有人企图赶我下台呢？有！我们身边就有赫鲁晓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呢？与其将来他们闹事，不如我们现在革命！”
“怎么个革法呢？”
毛泽东对她微微一笑：“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江青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涌出来。她很兴奋地拉住毛泽东的手，她二十三岁起就跟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他很少用这样的语言来和她谈心。现在，他向她交了底，告诉了他所担心的和准备干的事情。她感到了他的信任，一下子扑到他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他，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润之，我不能在杭州久呆，我要到上海去，安排那几个秀才和你见面，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这次革命，全靠上海的同志们了，将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们的作用和功劳。”江青一口气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提到了北京一些人恐惧彭真、陆定一的事情。
毛泽东想起了有人送来了张春桥的材料的事情，对江青说：“你告诉春桥同志，有人也在搞他的鬼呢。有人送来了他写过的几篇文章，我全看过了，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让他大胆地干，我支持他！”江青看了毛泽东看过的张春桥的文章后所划出的地方。
“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时候，你转告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硬着头皮顶住。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充分表演个够。北京不转载，上海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看看究竟他们有多大的能量。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把这场熊熊大火点燃起来。”
江青脸上容光焕发，显然非常高兴。她把材料顺手扔在茶几上，走到毛泽东身边，替他扣上了上衣领口上的扣子，搀着他坐下，说：“我们在北京办任何事，都会遇到重重阻力。连你的话他们也敢顶，我的话更没人听了。我搞京剧革命，调一个演员他们也不给。没有彭真的话，连剧团的演员都不敢动。你看还了得吗？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我偏要摸！”毛泽东说，“前一段我们后退一步，就是要显示出我们的反击是被迫的，是逼出来的。让他们猖狂一点，好显示出我们的威力。这就叫有理、有利、有节。你猖狂进攻在先，我们反击在后。你先发制人，我后发制人，总之是要打反击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策略。”“你犯不着眼这班小人们生气。你要保重身体。这几年要没有你，我是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啊。现在不单是文化界，而且是整个北京城都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整个权力都掌在那帮修正主义分子手里。我是提着脑袋跟他们斗啊！反正我是豁出去了！”江青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带哭腔，酸溜溜的，即使是再硬的汉子，也不会不动情。“我总觉得我们的反击是迟了些，晚了点。再不反击，就是坚定的左派也会跟上他们犯错误了。像前一段，连陈伯达、戚本禹这样的人都有点动摇了。甚至连康生同志都不主张关锋这些人再同他们斗争了。这里面的许多问题已经说明了性质。”
在张春桥那篇《韩复渠》的文章里，毛泽东批阅的地方是：
“山东过去是在敌人的支配下，铁路、工厂、矿山等股票多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没人用最低的工价购买被农村破产推出来的劳动力，又用引诱人们吸‘海洛因’等等手段把工人完全变成奴隶，而且使得劳动者一代一代地被奴役。为了镇压中国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直接用武力屠杀山东同胞，造成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在接连的水灾里，人民的生活就更苦了。一个农妇告诉我说：神不保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