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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的讲话多少有点言不由里。这是彭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很少有过的这么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江青所批判的京剧传统剧目，刘少奇都有过指示：
“《四郎探母》可以演出，禁演了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汉奸戏了。这出戏唱唱也不要紧嘛，我们唱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唱出了一个新中国吗！就个人来说，选择道路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一念之差的问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恶虎村》里的黄天霸有教育意义。”
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特意在文艺座谈会上说过：一希望你们把《昭君出塞》改一下，以有利民族团结。乌兰夫同志说《王昭君》在内蒙影响很大，对蒙汉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多次要中国京剧院演出《游龙戏凤》，建议把这个戏的士本《李风姐》整理出来。他在云南，看了《宝蟾送酒》后，连声夸奖：“演得好！”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还建议“要改编一下《二进官》等戏，这些戏的思想性差一点，但是我们要继承艺术性的成果，改编时可以发挥浪漫主义的想象。”
在剧团的经营上，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就在天津主张：“大家都要吃饭，像梁小莺、谭富英这些戏剧家可以组织私人的班社。”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对文化部指示：“几千个剧团都合营，会搞掉积极性，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就是左，就带有了反动性。要让民间剧团再搞他个二、三个五年计划，让他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群众的喜爱。”
对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彭真曾经对江青讲过，希望江青能够理解他的为难之处。他说：“两个主席的话我都得听，但是我总不能为了一个而牺牲一个吧？这些指示我都会根据正确与否而决定该怎么办的。”
江青曾经对剧团的演员们说：“彭真对我们的京剧革命不支持，他迟早会后悔的。你们可以看到他后悔的那一天的。”
但是，毛泽东似乎对彭真抱有很大的希望，每次见到他时，总是微笑着握着他的手说：“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占着你的一块土地，你也算我们的父母官啊！你对京剧革命关心不关心呀？应该关心一点嘛！你搞出了戏后别忘了请我看看，受受你的教育嘛！”
彭真急忙说：“我们都听毛主席的，下级服从上级嘛。”
毛泽东又微微一笑：“总有人不那么愿意服从哟，有人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我一直在忍着。但是必要时我的原则还是要用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自卫原则我总不能丢掉吧？”
彭真隐隐感觉到了毛泽东是在暗指刘少奇，但是他深知一旦这两位主席的矛盾公开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政治局委员，主持正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他牢牢记着自己必须维护党内团结的职责，他暗暗告诫自己，绝不能在两位主席之间传闲话，拨是非，只能作顾全大局的努力。从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以来，全国约有五十七万人被打成右派，自己也积极地参加了打右派的运动。彭真虽然感到了一些人属于扩大化，但他还是同意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的论点。正因如此，每当他发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的要求时，总是反省自己，尽力使自己的言行和毛泽东保持一致。
从反右开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侧面，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后，围绕巩固政权，必然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失败的阶级敌人，不仅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而且要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所以，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然还有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所以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意见后，毛泽东立刻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把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本来，彭真对阶级斗争的现状是进行过调查研究的，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公私合营，资本家拿定息后，只是工厂中的一个成员。他们过去剥削，现在不剥削了，有些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不过四两，大家应向前看，不要斤斤计较，死抱住不放。”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在报告中指出：“地主、富农、黄世仁已经变了，好多变成合作社的社员了，地主都没有了。镇反、肃反有经验，但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剩下零碎的用不着那么搞了。我们学会的许多东西，大体上没有用了，可以送到博物馆去了。在我国阶级消灭了，或基本上消灭了。今后主要是和自然作斗争。”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反右斗争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们反右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逼出来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搞掉了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随后，他便开始了反斯大林的活动。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使整个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国际上一切反共势力认为他们彻底推翻共产主义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国内的一些蚂蚁也在蠢蠢欲动。”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即将结束的时候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题自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报告引用了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给苏共党代表大会的一段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往来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务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赫鲁晓夫介绍说：列宁的信在苏联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交给代表们讨论的时候，代表们希望斯大林能够按照列宁的教导改正自己的错误，并赞成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报告还公布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当年写给当时担任政治局书记职务的加米涅夫的信，诉说她由于记录了列宁病中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对此对她大发雷霆。她要求加米涅夫对她进行保护，防正斯大林对她进行迫害；另一封信，是列宁写给斯大林的，列宁严厉地批评斯大林对他的妻子的粗暴的辱骂行为，要他收回他的话并要他对克鲁普斯卡亚赔礼道歉。随后，《秘密报告》列举了许多的事实，揭露斯大林捏造罪名滥杀无辜，在国内制造恐怖和残酷镇压人民，残害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的罪行。同时，赫鲁晓夫还批判了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破坏民主法制建设，一切搞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治个人崇拜的具体办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被美国的《纽约时报》全文刊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用当时著名人士的话来说：“被称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苏联，竟然被一个‘暴君’、‘刽子手’统治了几十年，不得不使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和破灭。”
紧接着，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十月被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称之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事件。周恩来在报告中一再强调：“这个事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件完全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现代修正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结果。”这个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结束以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使国际上反共逆流猖獗一时。这个事件会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造成一定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总结讲话，特意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同时，毛泽东从稳定国内局势的大局出发，号召各级干部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并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以消除匈牙利事件的隐患。他风趣地对周恩来、刘少奇说：“与其让纳吉那样的人来和我们的官僚主义算账，不如我们自己清算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赫鲁晓夫不能太让步了，在他面前我们要讲一讲老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