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利用对苏区地形熟悉，耳目众多的优势，两次成功的诱敌深入，并以大兵团设伏，最终大破敌军，非但寸土未失，还使红一方面军加地方武装超过了8万人。
可就在地盘在扩大，军力大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搬过来了。这个中央是由苏联扶植并确立的，博古在接替向忠发工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总书记之职，指挥全党时，年仅23岁，搁现在也就是出入各大招聘会，四处投投简历的年龄，你直接让他领导中国革命，岂不扯淡。也许苏联认为，一个传声筒，岁数大小无所谓，只要俄文够好就行。接着共产国际又为苏区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这哥们32年毕业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就来中国了，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和当初派给黄埔军校的那些个教官不可同日而语。
博古先留法后留苏，接受了正统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教育，亲眼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采，在他看来，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必须学习的，执行苏联的命令是组织原则，跟他们这些饱喝洋墨水的比起来，毛泽东的学历就太低了，即没见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也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和他们比了，整天想着占山为王，不思进取，按你老毛的主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啊，要不是你毛泽东在根据地有些威望，我直接就把你给撸了，因此才给毛泽东弄了个“国家主席”的闲职，此时的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实行的都是“党国”体制，即党指挥枪，枪指挥政府，所以此时26岁的博古就成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正的一把手，风光无限。
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一次，国军方面接受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第一、不再轻敌，要把红军当一个强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而是步步为营。就这两条的改变，实际使战场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我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我会更缜密的调动军队，不给你局部优势的机会，这对于人数和装备占优的国军是相对容易的。第二点尤为重要，蒋介石说了，匪区不过500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他推平，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整顿民团，发给武器，使他们平时能够充当宪兵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可直接参战，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佃农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25％，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注39】。这招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特别是“二五减租”政策，比红军的“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要温和的多，也更具合理性，今天我没田地，把土豪打了，分了地，回头我努力耕种，有了结余，你好吃懒做，败了家，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把我打倒，再分我的地啊。再加上打土豪风险太大，减个25％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啊，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再让人家抢回去来的划算，事后证明，国民政府《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几条政策的实施，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下去，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
蒋介石命令“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注40】，这么打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红军此时的最高军事当局是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这三位都无直接指挥部队的经验，而国军的堡垒政策，也确实棘手。前三次围剿，主要是地方军阀为主，而从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亲任统帅，开始调动他的嫡系中央军，也就是那个由黄埔军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部队，第四次围剿虽然没能拿下中央苏区，可是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给端了，使得中央苏区孤立无援。等到第五次围剿时，因为《塘沽协定》签订，日本人在华北的攻势暂停，而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导致一直纷争不断的国民政府竟然团结了起来，以至于这次蒋介石可以调动50万大军，倾力而为。
可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呢？加上地方武装，总共10万人，如果任由国民党步步为营的推进，那么“国将不国”，“三人团”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据险而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用钢铁的意志，对抗凶悍的敌人，在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明显高过国军，这是红军最可自豪的地方，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附和了“三人团”的军事部署，可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的多，这次国军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身先士卒，军长旅长经常会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团长一级则不光是直接参加战斗，甚至率众与红军肉搏，作为主攻的第三路军，其死伤的官兵比，高达1：11，出现了一个连连排长全部阵亡后，依靠一个军士指挥仍然坚守住阵地的情况，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问骅后来回忆说，“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倒下一大片，可后面的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李德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国军几乎没有起义的，只有少量被俘的”。可见其高昂的斗志完全不输给红军，另外就是武器装备的优势，中共第一大将粟裕回忆；红一军团主力19师，战斗力很强，擅长野战，可没见过装甲车，部队一看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顿时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让两辆装甲车就冲垮了，另外这次的国军每个连都配备了机枪，多的连甚至有六挺之多。
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的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的10月初，以红军失败告终，历时一年，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消耗战略，就是不为所动，就是步步为营，用最笨的方法去求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5倍与己，装备占有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达到的。
后来看到我们的史书上写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以致遭到失败。这点我就闹不明白，王明30年就跑苏联去了，那时他才26岁，37年才回国，真不知道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身在苏联，怎么就有本事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来又说是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所致，如果继续执行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就能如何如何，要我说博古、李德确实不行，但把责任简单的推给他们，也毫无道理，人家国军不是傻子，你前四次用这招赢了我，我到第五次了还上你的当吗？学张国焘，不打就跑，也许可以保存更多的实力，但只要打，请谁当统帅都无法打破国军的堡垒政策，何苦把责任都推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呢？
当然，说博古责任没那么大，但还是有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他确实不是一个治国之才。苏区本来就是落后地区，因为打仗的需要，又把大量优秀的人才被补充到部队，各级政府基本就没有合适的人了，干部大都是临时补充的“工农干部”，没文化、没经验不说，有些还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基层组织本来就不够坚强。博古来到苏区后，不正视这些不利因素，不去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查田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右倾，以前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一定还有大量的隐藏的地主富农没被抓出来，所以要查田，这一查可好，原来地主富农只占7％，这次一下提升到10％，江西那个穷地方，哪来那么多地主富农啊，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前雇过工的也被当富农打击了， 你主要是靠出卖劳动力养活全家，但只要稍微放点债，收点租，你就是地主，本来整体执政能力就不足，的一群这一下闹的乌烟瘴气，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被弄的鸡飞狗跳，人人自危，老百姓对苏区政府的信任大幅度下降。接着又在国军进攻最猛烈的34年的5、6月间开始肃反，西江县数万人口的小县，半个月内被抓了几百个反革命分子，判死刑的就两百多，一时间“赤色恐怖”弥漫乡间。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打仗没钱就强行推销公债，让你买就得买，不买就是地主。再就是扩红，打仗需要人啊，就得扩充红军啊，可苏区总共就300万人口，当时乐观估计也就70万壮丁，可累次扩红已经有16万人当了红军，占了四分之一了，还要再扩，老百姓当然不情愿了，思想教育不行，就来硬的，就这样扩充的部队，上去能打仗吗？ 【注41】
事实证明，农民变成军人不是换身衣服就行的，当中央决定放弃苏区向湘西转移的时候，还有8万多人呢？和开战前区